白話北史 · 劉芳傳
劉芳，字伯友，彭城叢亭里人，漢代楚元王劉交的後代。六世祖劉訥，晉時任司隸校尉。祖父劉該，劉宋時為青、徐二州的刺史。父親劉邕，任宋的兗州長史。
劉芳的父親劉邕因參與劉義宣的反叛，死在彭城。劉芳隨伯母房氏逃到青州，被赦免。舅父元慶任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的司馬，被沈文秀殺害。劉芳母子入居梁鄒城。慕容白曜領兵南討青、齊，梁鄒舉城投降，劉芳又向北遷徙，成為平齊人，當時的年齡為十六歲。
後魏南部尚書李敷的妻子，是司徒崔浩弟弟的女兒，劉芳的祖母是崔浩的姑姑。劉芳來到京城，到李敷家求見，崔氏恥於劉芳的流離顛簸，拒不接見他。劉芳雖然處在窮困潦倒之中，而他的學業卻固守正道。又聰敏過人，致力於古代典籍。白天賣字謀生，晚上誦讀經書，徹夜不眠，以至於出現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的窘迫困境，而依然淡泊守志，不急於追逐功名利祿，不憂憤於貧寒卑賤，便著《窮通論》以自我安慰，他常常被和尚們僱傭抄寫經卷，筆體稱為上乘。每卷價值一匹細絹，每年能收入一百多匹，如此多年，頗依賴抄佛經有所積蓄，並藉此與有道德學問的高僧交往。
當時，南方的和尚慧度因事被責罰，不久暴病身亡。劉芳因為知道這件事，因而被文明太后召入宮中，責打了一百鞭。太監李豐主理這件事的全過程，知道劉芳篤志苦學，頗有操行，告訴給了太后，太后對於責打劉芳心有慚愧。恰巧南齊使者劉纘到來，這是劉芳的本族兄弟，於是，朝廷提拔劉芳兼任主客郎，接待劉纘。又被授予中書博士，後來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人都為中書侍郎。不久，皇帝下詔命劉芳與邢產入宮教授皇太子學習經書，升任他為太子庶子，兼任員外散騎常侍。他跟從聖駕到洛陽，在路途上以及回到京城，常常被皇上賜坐講讀經書。劉芳才思深沉敏捷，尤其精於經書要義；見聞廣博，記憶驚人；又披覽《蒼雅》，更見長於音訓，對有關問題的解釋分析，都準確無疑。因此，受到朝廷的禮遇一天比一天重，賞賜十分豐厚。不久，又兼任通直常侍，跟隨聖駕南巡，負責記錄皇帝活動的情況，很快就正式授職。
王肅來投奔北魏，孝文帝對他十分器重，引起了朝野上下的矚目。劉芳沒有來得及和他見面。孝文帝曾在華林宴請群臣，王肅在談話中說：「古代惟有婦女用簪插頭髮，男人則不用簪。」劉芳說：「根據《禮經》推究，古代男女都用簪。」王肅說「：《喪服》上稱男子免冠而婦女用麻束髮；喪事過後，男子戴帽子而婦女用簪。這樣看來男子不應用簪。」劉芳說：「這是專門說的喪事呀。《禮經》說，剛遇到喪事，男子脫掉帽子，同時婦女用麻束髮；喪事過後，男子戴上帽子，同時婦女用簪。說的都是情況變化，男人婦女採取脫帽、束髮不同的方式，帽和簪不同罷了。另外，戴帽子莊重，所以超過了髮簪，是相比較而說的，不是說男人不用髮簪。再則，《禮經》《內則》篇說：『子女侍奉父母，雞剛叫，就起來給父母梳頭，扎頭，插上簪子。』照這種說法，男子用髮簪是明白的事。」高祖聽了，連連稱讚他說得對。王肅也認為他的話很對，說：「這不是那個綽號叫劉石經的麼？」過去漢代在太學內造三字石經，讀書人文字拿不准，就到那裡對正。劉芳對文字的讀音和意義都辨析得很清楚，有疑難的人都向他請教，所以人們稱他為劉石經。酒宴過後，劉芳和王肅一起出來。王肅拉著劉芳的手說：「我從小就留意於《三禮》，南朝的諸儒們多次一起討論，都是持這種看法，像我前面說的那樣。現在聽了您的闡釋，頓時消除了我平時的疑惑。」劉芳對經書精深豐富含義的理解，都有類於此。
孝文帝遷都洛陽，路經朝歌，看到殷時比乾的墓，悲愴痛惜，寫祭文悼念。劉芳為孝文帝的祭文詳加註解，寫成表文呈上，文帝下詔說：「讀了你的註解，內容十分富厚淵博。文章雖不同於屈原、宋玉，但內容卻使張衡、賈誼慚愧。既然文雅精緻，可以付印並收入書中。」下詔認為劉芳經學博洽精深，破格提拔為國子監祭酒。因母親去世而辭去官職。
文帝征討宛和鄧，起用劉芳為輔國將軍、太尉長史，跟隨太尉、咸陽王元禧進攻南陽。齊將裴叔業進犯徐州，在戰場上的人頗有些想去歸順齊軍。孝文帝十分憂慮，任劉芳為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主持徐州事務。後來又兼任侍中，跟隨大軍征討馬圈。孝文帝在行宮駕崩，等到宣武帝元恪即位，劉芳親手給他戴上喪帽。孝文帝的入殮，以及啟告祖先、選擇陵寢地點、祭奠禮節，喪事從始到末，都由劉芳制定。咸陽王元禧等人尊奉孝文帝的遺命，讓劉芳入宮教授宣武帝經書。南徐州刺史沈陵反叛，徐州發生水災，都是派劉芳去撫慰和賑恤。
不久，朝廷授他為侍中，祭酒、中正的官職依然和過去一樣。劉芳上表說：
「凡是為國家著想的人，沒有不崇尚儒學，尊奉聖道，把學校放在首位的。唐堯虞舜以前，沒有典籍可作依據；周朝以來，當教師的都居住在武門。蔡氏在《勸學篇》中說：『周代的老師居住在武門的左側。』今天的祭酒一職則為周代的老師。《洛陽記》中說『：國子監的校舍就在天子住的皇宮對面，太學設在開陽門外。』根據《學記》記載『：古代的帝王建立國家，親近百姓，首在教育。』鄭玄注釋說：在內城則聘請老師擔任撫養和教育的任務，為了使公卿大臣的子弟能得以學習；外城則設有太學，配有負責教育的官員。據此看來，國學在內城，太學在外城，是很清楚的了。我認為現在既然將縣治遷移至嵩山鏶水，皇城建在伊水洛河之間，皇宮政府，庵觀寺院，都應恢復原來的舊址。至於國學，難道能使位置錯亂？探究一下過去的情況，位置應在宮門的左側。至於太學，原來的基礎仍然存在，照舊建築就行了。
「另外，孝文帝在太和二十年曾下詔設立四門博士，在京城四門設立學校。我認為，自周朝以上，學校只有兩處，或者在東面，或者在西面；或者在城內，或者在城外。到了周朝，學校一般有六處：老師居住內城，太學設在城內，四所較小學校設在郊外。《禮記》上說『：周人贍養退職的老人在學校裡面，學校設在都城的四郊。』《禮記》上還有記載『：天子設立四學，太子年少就應入學讀書。』注釋說：『四學，周代四郊的學校啊。』《大戴》《保傅篇》說：『天子入東郊的學校讀書，懂得親近百姓要用仁愛；天子入南郊學校讀書，懂得上下之間要講信用；天子入西郊學校讀書，懂得選用人才貴在道德；天子入北郊學校讀書，懂得籠絡貴族要用官爵；天子入太學讀書，向老師請教治國之道。』周代的五所學校，在這裡已經十分清楚。據鄭玄注釋的《學記》上說，周代則有六所學校，鄭玄的注釋說：『宮內備有老師，使皇族和公卿士大夫的子弟求學；外面則設有太學，安排有管理學校的官員。』這就是證明。漢、魏以來，不再在四郊設立學校。謹根據前代的規矩，將學校設立在都城的四門。依照王肅的注釋說『：天子在四郊設立學校，距都城五十里。』鄭玄的注釋，卻不說遠近。現在遺留下來的太學的舊址，占地寬廣。四郊的學校另有校舍，與太學相距甚遠，檢查督促起來十分不便。考慮太學和四門設立的學校，仍過於空曠，以我的愚見，合併在一起也沒有妨礙。況且現在的典章制度，大多遵循古代各朝，不知道四學的設置應不應該完全遵循古代？希望能召集負責儒學和禮儀的官員討論一下它們所應該在的位置。」
他出任青州刺史，為政懦弱迂緩，不能禁止姦淫偷盜；然而，卻清廉寡慾，不屈服於公私勢力的壓力。回到朝廷，討論制定法律制度，劉芳參酌古今情況，成為制定律令的骨幹。其中很多條款的增刪，大多是劉芳的意見。宣武帝因為朝廷禮儀中缺漏很多，這一切制度也都委託劉芳去修正。所以，朝廷中的婚喪嫁娶一類的大事，都向劉芳諮詢訪問。
轉為太常卿。劉芳因為設置的皇帝迎接節氣的五處郊社與日月的位置，距離都城的里數，與《禮經》記載不同；另外，對主稼穡的靈星和建立政權，制定了典章制度的周公的祭祀，不應該放在太常寺。便上奏說：
「我聽說國家大事，莫過於在郊外祭祀天地，在郊外祭祀的根本，其實在於審定位置。我沒讀完所有的經書，不能博通今古，難道能向您推薦無知妄說，任意陳奏個人的偏見？我私下認為，設置的壇祠，位置的遠近，據典章制度考察，或許未必恰當，既然是我的職責所在，請允許我陳說自己膚淺的見解。
「《孟春令》上說：『這個數字是八。』又說『：迎春在東郊舉行。』盧植說『：東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賈逵說：『東郊，祭祀木帝太昊，距城八里。』許慎說：『東郊，是距城八里的郊外啊。』鄭玄《〈孟春令〉注》中說『：天子坐在明堂內。』《禮經》上說『：天子出城十五里去迎接新年。這大概是殷商時的禮節。周代的禮節，近郊共有五十里。』鄭玄在其他注釋中說：『東郊距都城八里。』高誘說：『在東方迎接春神的到來，是在離城八里的郊外。』王肅說『：東郊距城八里，是憑藉木的運數。』這都是說迎春郊祭在城外八里的明確證據。《孟夏令》上說：『這個數字是七。』又說『：在南郊迎接夏神的到來。』盧植說：『南郊，是距城七里的郊外。』賈逵說『：南郊，由火帝主宰，距城七里。』許慎說『：南郊，是指距城七里之外的地方。』鄭玄說『：南郊距都城七里。』高誘說『：南郊社，是距都城七里的郊外。』王肅說：『南郊距都城七里，是憑藉火的數運。』這又是南郊的距城七里的確鑿證據。《中央令》中『這個數字是五。』盧植解釋說：『中郊，是距城五里的郊外。』賈逵說『：中間的祭壇是祭祀黃帝位置，加上南郊，所以說祭祀五帝在四處郊外進行。』鄭玄解釋說『：中郊，在於城西南的未地，距都城五里。』這又是中郊的距都城五里的證據。《孟秋令》上說『：這個數字是九。』又說『：迎接秋神在西郊。』盧植解釋說『：西郊，在距城九里的郊外。』賈逵說：『西郊，是祭祀金帝少昊，距都城九里。』許慎說：『西郊，在距離都城九里的郊外。』鄭玄說『：西郊距都城九里。』高誘說『：西郊，是距都城九里的郊外。』王肅說『：西郊距都城九里，是憑藉金的運數。』這些又都是說西郊距都城九里的真實證據。《孟冬令》上說：『這個數字是六。』又說：『迎冬神在北郊進行。』盧植解釋說：『北郊，是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賈逵說：『北郊，專門祭祀水帝顓頊，距都城六里。』許慎說：『北郊，在距都城六里的郊外。』鄭玄說：『北郊距都城六里。』高誘說：『北郊，是距都城六里的郊外。』王肅說：『北郊距城六里，是憑藉水的運數。』這些都是北郊距都城六里的真實證據。宋氏的《〈含文嘉〉注》說：『《周禮》規定，王畿內千里之地分成二十份，其中一份的數字就是近郊。近郊距都城五十里，多一倍就為遠郊。迎接天子的瑞氣都在近郊。漢代不設王畿，則以它的方位數為郊祭的位置。所以，東郊距城八里，南郊距城七里，西郊距城九里，北郊距城六里，中郊在城西南的未地五里。』《祭祀志》上說『：建武二年(26)正月，開始在洛陽城南七里設郊壇祭祀。參照西漢孝平帝元始年間的舊例，北郊壇設在洛陽城北四里的地方。』這又是漢代南、北祭位置的確鑿證據。現在地址一定在這些地方。至於郊祭距城三十里的說法，既與鄭玄援引的商、周兩代郊祭位置的依據相違背，又與漢、魏兩代成例相牴觸。凡是都城以外的地方都叫郊區。現在計算四郊的範圍各以四座城門的位置為起點，里程依據以上所說。
「《禮經》上說，朝拜太陽和月亮都在東門和西門外。現在祭日壇和祭月壇的位置，距都城的東部和西部，各有三十里路，我認為這未必實在。《禮經》又說：『祭太陽在壇上，祭月亮在坑穴內。』現在，營造一如過去。《禮儀志》上說：『建造高..祠在城市的南面。』不說具體的里數，所以，今天仍按過去的規定。
「祭祀主稼穡的靈星本來不是禮儀規定的事，從漢初開始，專門有祈田的活動，都由郡縣進行。《郊祀志》上說：『漢高祖五年，頒布詔書，書於史冊，讓天下建立靈星祠，祭品用牛、羊、豬，縣和邑的令和長親自到祠堂祭祀。』《晉祠令》上說『：郡、縣、國三級建社稷祠和先農祠，縣一級再建靈星祠。』這些都是靈星祠建立在全國所有縣的確鑿證據。祭祀周公的廟宇所以特別在洛陽的原因，是因為他建成了洛邑城，所以在洛陽城世代不斷受到隆重的祀典，人們藉此表彰他的功勳。伯夷和叔齊的廟宇，世世代代成為洛陽城內的神祠。現在一起移至太常寺，恐怕違背了原來建祠的本意。天下這類事情很多，都應當命各郡縣修理，好讓眾人祈禱求福。我私下認為太常寺所負責的郊壇廟宇自然有一定的規定，不宜隨意摻雜個人意見。如果輕率地妄加營造，則不免會祠宇太多、祭禮過濫。周公祠和伯夷叔齊祠究竟設在太常寺，還是設在洛陽城內，最關聯國家一體的大事，然而貴在考察它們的根本。
「我以庸陋低下的才能，錯誤地占有現在的職位，檢括考證了過去的典章制度，廣泛地採納了大家的意見，既然沒有異端邪說，認為勉強可以作為實行的依據。現在正值隆冬，公務較少，田野罄盡，農夫閒暇，遷移郊外祭壇，較為方便。」
朝廷下詔說「：所上奏議都有明確的依據，但是，前朝設置已經很久，可仍按舊制。」
原先孝文帝在代都命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王秀以及公孫崇等十多人修理鍾磐和金、石、絲、竹等一類的樂器。後來，公孫崇任太樂令，便上書請求讓尚書僕射高肇和他共同管理這件事。宣武帝下詔讓劉芳和他們共同主理。劉芳上表說，禮樂事關國家大事，不能擅行決斷。如果不是博採公卿大臣的意見，廣泛徵集高才博學的讀書人的建議，討論其中的得與失，明辨是與非，就無法寫進典籍，成為不朽的範式。建議被朝廷採納，數旬之間，朝臣多次議論。當時公卿大臣都認為公孫崇專門負責禮樂已經很久，不應該有謬誤，所以都一言不發。劉芳便引經據典，搜求過去的文獻，與公孫崇互相質疑問難，持論都有確鑿證據，認為長短優劣，各有差別，不符合範例。公孫崇雖然應酬解答，但不能很好地理解，所以，自己不能明白。尚書將事情奏給宣武帝，便下詔委任劉芳另外考證制度。於是，學者們全都向他歸服膜拜。
劉芳因祭祀土地和穀物的祠廟內沒有種樹，又上疏說：
「按照《合朔儀》的注釋：太陽如有變化，就用紅色絲線結成繩子，在神社中的樹上纏繞三圈。而現在神社內沒有種樹。另外，《周禮》中說大司徒的職責是：建造社稷內祭壇四周的矮牆，並立上田祖的神位，各用神社內種植的樹木去做。鄭玄解釋說：『做神位合適的樹木，比如松、柏、栗一類。』這便是一個證明。再據《小司徒》《封人》篇談封人的職責說『：負責掌管設立君主祭壇四周的圍牆，並裝上門、栽上樹。』鄭玄注釋說：『這裡不談祭穀神的稷的原因，是因為天子在社內主持對土地神的祭祀，祭穀神的稷，是祭土地神社的分支。』這又是一個證明。另外，《論語》上說：『哀公向宰我詢問有關土地神的事，宰我回答說：『夏後氏在社內種植松樹，殷商時的人種植柏樹，周代的人種植栗樹。』這是根據土地情況確定的，因而，又是第三個證明。再則，《白武通》上說：『社和稷內之所以要種植樹木，為什麼呢？是為了尊奉它，讓人能看見它，使人一看就尊敬它，又能表彰土地神和穀神的功勳。』根據這種說法只可以解釋在社與稷內種樹的，卻不談種樹與不種樹，這是第四個證明。這裡說的『社、稷中為何有樹』，然而，祭祀穀神的祠宇中有樹是很明白的事。另外，《五經通義》上說：『天子的太社、王社，諸侯的國社、侯社，其中的規定如何？』回答說『：都只有圍牆而無房屋，中間栽上樹木。有樹木的原因，是說土上能生長萬物，萬物沒有超出樹木的，所以種植樹木啊。』這是第五個證明。這些告誡足可以解釋社稷中種樹的原因。此外，《五經要義》還說『：祭祀土地神的社中一定栽種樹木。』《周禮》中《司徒》篇解釋司徒的職責說：『將樹分發給各社栽種，各在那裡的土地上生長。』《尚書》《逸篇》說『：太社內只種松樹，東社內只種柏樹，南社內只種梓樹，西社內只種栗樹，北社內只種槐樹。』這是第六個證明。」這又是太社以及四方的社中種樹有區別的證明。再看各家畫的《禮圖》，社稷圖中都畫有樹，惟有誡社和誡稷中沒有樹，這又是第七個證明。
「雖然辨清了社稷中有樹木的依據，但是，還沒有弄清楚栽種的是什麼樹木。據《論語》中說：『夏後氏種的松樹，殷人種的柏樹，周人種的栗樹。』可見各代都不相同。而《尚書》《逸篇》中卻說『：太社內種的只有松樹。』這樣看來，同一朝內建立的社也各不相同啊。我認為應該栽種松樹，為什麼這樣說？《逸書》上說：『太社內只種植松樹。』現在種植松樹，不考慮會違背成禮。惟有祭祀穀神的稷中種什麼樹找不到現成的依據。稷是社的分支，大概也不能離開松樹吧。」
宣武帝聽從了劉芳的意見。
劉芳沉毅靜雅，端方正直，節操高潔，對於經典及闡釋經典的著作大部分都很精通，孝文帝對他尤為器重，動輒向他詢問。太子元恂住在東宮，孝文帝想為他聘納劉芳的女兒，劉芳以女兒的年齡相貌都不相宜而拒絕，孝文帝嘆服他的謙虛謹慎。孝文帝讓劉芳舉薦他們宗室的女兒，劉芳舉薦他的同族兄弟之子劉長文的女兒，孝文帝為元恂聘定了她，與鄭懿的女兒為左右兩位王妃。
崔光與劉芳有中表親戚的關係，每遇到事情都向劉芳徵詢請教。劉芳編撰鄭玄所注釋的《周官·禮儀音》、干寶所注的《周官音》、王肅所注的《尚書音》、何休所注的《公羊音》、范寧所注的《穀梁音》、韋昭所注的《國語音》、范曄的《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上表請求將中書監的職務讓給劉芳，宣武帝不允許。
去世後，贈為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諡號文貞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