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威爾：二戰親歷回憶錄 · 政治，戰爭
直到三月底，韋斯卡東部的地面上都沒有任何戰事，一切風平浪靜。我們與敵人只相距幾百米。法西斯分子被迫撤回韋斯卡之後，占領這裡的共和軍並沒有乘勝追擊，因此整個戰線呈口袋狀出現。後來當他們不得不向敵軍推進時，敵人已經加強了火力，而再想攻克下來就成了一個相當艱巨的任務。不過此時我們的概念中也許已經沒有所謂的敵人了，我們的當務之急是解決溫飽問題。其實，這期間還有許多值得提及的事情，我會在後文中一一講到。就事情發生的先後順序而言，我們姑且還是從政府這邊的內部政治形勢開始講起吧。
起初，我並不在意戰爭的政治性，直到現在我才發現這是一件絕對不容忽視的事情。如果你對黨派政治的恐怖性不感興趣，或許你可以略過這個部分。在此，我特意將這部分關於政黨形勢的敘述另置篇章，也完全是出於對這一點的考慮。但是，對於西班牙戰爭的描述絕不可能單純地從軍事角度來完成，事實上，這更是一場政治戰爭。如果對政府體系背後的黨派鬥爭沒有充分的了解，那麼在戰爭開始的第一年中發生的任何事情都是完全無法理解的。
初到西班牙時，直至後來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政治不僅不感興趣，而且對當時的政治形勢一無所知。我只知道那是一場戰爭，卻不知道那是一場什麼性質的戰爭。如果有人問我為什麼參加這場戰爭，我會說：「為了打倒法西斯」。如果有人問我為何而戰，我會說：「為了正義。」我贊同《新聞記事報——新政治家雜誌》上的說法，這場戰爭是為了反抗希特勒僱傭下的畢靈普 上校的軍隊對人類文明的瘋狂蹂躪。我只知道巴塞羅那的革命熱情強烈地吸引著我，然而對戰爭的一切卻不求甚解。至於那些形式各異，五花八門的政黨和工會——PSUC，POUM，FAI，CNT，UGT，JCI，JSU，AIT——只能讓我更加惱火。乍看上去，似乎西班牙正經受著一場黨宗派別肆意蔓延的瘟疫。我只知道我所參加的是POUM，即馬統工黨（至於我只加入了馬統工黨而沒有加入別的政黨是因為我剛到巴塞羅那時手裡拿著的是英國獨立工黨的文件），而事實上我並未發現這些政黨之間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當有人在蒙特波塞洛指著我們西邊的陣地說「那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指的是加聯社黨的人）時，我一臉困惑地問：「我們不也是社會主義者嗎？」在我看來，一群同是為了生存而戰的人卻屬於不同的黨派，這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情。我總是這樣說：「難道我們就不能放下這無聊的政治偏見，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戰鬥中去嗎？」毫無疑問，這才應該是真正的反法西斯的態度啊！然而這也成了英國報紙精心散布的言論，目的是在戰爭的本質面前蒙蔽大眾的眼睛。可是在西班牙，尤其是在加泰羅尼亞，人們不能也不可能去遵從這個態度。每個人都或早或晚地會不自覺地成為某個政黨中的一員。因為即使對政黨派別漠不關心，每個人的命運都會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作為一個民兵，你既是對抗佛朗哥的戰士，但同時也是兩股政治勢力鬥爭潮流中的一顆棋子。當我們為了戰爭而在半山腰上搜刮柴火時，一種疑慮始終縈繞在我的腦海中，這究竟是一場戰爭還是新聞時報編造的一個謊言。當我在巴塞羅那的騷亂中躲避共產主義者的機槍掃射時，當我在警察的追捕下終於逃離了西班牙的時候……所有這一切都那樣出人意料地發生了，只因為我所加入的是POUM，而不是PSUC，這兩個看似相近的名詞卻有著天壤之別的含義。
如果你還記得戰爭是怎樣開始的，也許你就會明白政府的結盟關係。七月十八日，在戰爭爆發的那一刻，或許每一位歐洲的反法西斯者內心都開始激盪著希望，因為在這裡人們至少可以看到民主與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尚未停止。因為，很久以來，所謂的民主主義國家在法西斯面前步步妥協：日本人在「滿洲國」為所欲為；希特勒強權對一切反對黨開始了慘無人道的屠殺；墨索里尼轟炸衣索比亞之後，五十三個國家（我印象中是五十三個）明確表示「不干涉」。但出人意料的是，當佛朗哥試圖推翻溫和的左翼政府時，西班牙人民卻站出來反對。這仿佛，或者應該就是局勢的扭轉吧。
然而，有一些事情似乎並未引起大家的關注。首先，嚴格地講，佛朗哥與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並不能相提並論。他所發動的是由貴族和教會支持的軍事政變，其真正意圖是恢復封建帝制，而並非為了實行法西斯主義，至少在政變初期來看是這樣的。這就意味著與之對立的不僅是工人階級，也包括各個派別的自由資產階級——用更合時宜的話來講，也就是法西斯主義的擁護者。更為重要的是，西班牙工人階級並非像英國人那樣，以「民主」和「現狀」 的名義反對佛朗哥，他們的抵抗運動伴隨著，甚至其本身便包含著一種革命特有的爆發性。農民占領了土地，工會奪取了工廠以及幾乎所有的交通工具，所有的教堂都被拆毀，牧師不是被趕跑就是被殺害。而在天主教的一片歡呼聲中，在《每日郵報》的描繪下，佛朗哥則是一個讓他的國家脫離了「赤色政權」的愛國者的角色。
在戰爭的前幾個月中，佛朗哥的真正反抗者並非政府，而是工會。起義一經爆發，鎮上的工人便組織了一次大罷工，隨後，又要求開放公用軍械庫中的武器，經過一番鬥爭，工人們最終獲得了武器。可想而知，如果不是這些工人們自發獨立的行動，佛朗哥或許永遠都不會遭到任何反擊。當然，事實或許並非如此，但我們至少有理由這樣認為。儘管政府對這場暴亂早有預料，卻並未在暴亂發生之前採取任何措施來加以阻止。而當暴亂髮動時，他們的態度卻只有軟弱和遲疑，以至於西班牙在一天之內竟然換了三位總理。不僅如此，就連政府向工人們發放武器的這個唯一的挽救措施，也不過是對於群眾的暴力騷亂不得已而做出的被動反應。無論如何，武器還是發了下來，致使法西斯分子在西班牙東部的一些城鎮遭到了重創。對抗法西斯的力量，除了那些一貫效忠於政府的武裝力量（襲擊衛隊）等的參與，主要來自於工人階級。只有他們這樣具有強烈革命願望的群體，才會與敵人進行如此有力的鬥爭，因為他們相信，他們是在為擺脫現狀，走向美好的明天而鬥爭。在各個暴亂地區，據說一天就有三千人命喪街頭。人們不論男女，手裡拿著雷管沖向廣場，把那些石築的堡壘炸得粉碎，哪怕防守的都是訓練有素、手執機槍的士兵。法西斯分子在戰略要塞建築的機槍工事被出租車以每小時六十邁的速度沖毀。此時，即便你對農民奪取土地，建立地方蘇維埃政權之類的事情一無所知，你也很難想像作為反抗的中流砥柱，那些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會以如此極端的方式去捍衛資本主義民主，而這種民主，特別是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不過是掩蓋中央集權的工具罷了。
此時，工人們掌握著武器，他們是絕不可能放下手中的武器的。據統計，一年之後，政府工團主義者仍擁有三萬支步槍。許多地方，支持法西斯主義的大地主們的房產被農民奪取。在進行工業和交通運輸集體化的同時，人們也開始嘗試通過成立地方委員會、用工人巡邏隊取代舊時的資本主義警察隊，並用在工會的基礎上建立工人武裝的方式來建立工人政府的雛形。當然，這一過程並沒有在所有地方同時進行，而是在加泰羅尼亞率先開始的。有些地方的政府機構絲毫未受到影響，還有些地方則在建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同時保留了政府機構，個別地方還建立了獨立的無政府主義公社，其中有一部分運行了一年多的時間，最後還是被政府強制鎮壓下去了。在戰爭開始的前幾個月里，加泰羅尼亞的實權大多掌握在無政府工團主義者手裡，他們控制了幾乎所有的核心企業。事實上，在西班牙所發生的這一切，並不僅僅是一場內戰，它更是一場革命的開始。而西班牙外界的媒體卻總是對這個事實輕描淡寫，將其草草歸結為「法西斯主義對陣民主主義」，而極力掩蓋戰爭的革命性。在英國——一個媒體更加集權化，公眾更易被愚弄的國家，西班牙戰爭被說成是右翼的基督教愛國者與嗜血的布爾什維克的鬥爭和左翼紳士派共和黨對軍事暴動的鎮壓。而鬥爭的核心問題則被堂而皇之地掩蓋起來。
究其原因，可以歸結為幾個方面。首先，支持法西斯的新聞媒體已經散布了大量關於暴行的駭人聽聞的謊言，而那些跟風散布謊言的人原本是出於好意，他們堅定地認為他們在以這樣一種否定西班牙被「赤化」的方式來支持西班牙政府。但根本的原因是，儘管各個國家都存在小股的革命勢力，外界對西班牙革命的反對浪潮已經在全世界掀起。尤其是以蘇聯為後盾的共產黨全力反對這場革命。他們反對的理論在於，這一階段的革命將註定以失敗而告終，因為這場革命的目標不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是實現資產階級民主。而「自由」資產階級對西班牙革命也持相同的論調，其原因不言而喻——因為外國資本家在西班牙注入了大量資本。例如，巴塞羅那電力電車公司就傾注了一千萬的英國資本，而此時西班牙工會已經完全控制了加泰羅尼亞的交通運輸。如果革命發展下去，這些資金將會所剩無幾，甚至血本無歸。而如果能在西班牙建立資產階級共和體制，那麼外來資本家的投資則無須擔憂。何況，既然革命終將被鎮壓下去，一切也就變得簡單了，因為他們可以當作革命從來沒有發生過。如此一來，所有事情的真正意義便被掩蓋得不留痕跡，而工會向中央政府的每一次權力移交也由此變成了軍事重組的必要程序。結果，一切令人感到極其不可思議，在西班牙內部每個人都篤信不疑的一場革命，在外界卻無人知曉。就連服務於共產黨，多少有點反革命性質的加聯社黨報紙，也在談論著「我們的光榮革命」。與此同時，國外的共產主義媒體卻在高呼：「任何地方都沒有一點革命的跡象，那些奪取工廠，建立工人委員會之類的事情，純屬子虛烏有。」或者即便是有，也「不具有任何政治意義」。據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的《工人日報》報道，「那些西班牙人所謂的為社會主義革命而戰，或者為反對資產階級民主而戰，完全是是非顛倒的謊言。」然而，一位巴倫西亞的政府官員胡安·洛佩茲，曾在一九三七年二月發表聲明，「西班牙人民正在浴血奮戰，不是為了民主共和國及其那一紙憲法文書，而是為了一場革命。」由此看來，那些「顛倒是非的謊言」同時也來自於我們為之鬥爭的政府人員。一些反法西斯的外國報紙甚至為那些可憐的謊言打掩護，謊稱那些教堂是因為作為法西斯戰鬥的堡壘才受到攻擊的。而事實上，被摧毀的教堂隨處可見，正是因為眾所周知，教堂是資產階級聚眾活動的場所之一。在西班牙六個月的時間裡，我僅看到過兩所未受損的教堂。而那些被摧毀的教堂，除了馬德里的兩所新教教堂以外，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才允許重新對公眾開放。
儘管如此，這並非是革命的終結，而是真正的開始。即使工人們（不僅在加泰羅尼亞，或許還有其他地方的工人）有那樣的能力，也不可能完全推翻政府，或者取而代之。顯然他們做不到，因為佛朗哥陣營依然死守著政府的大門，況且他們還有中產階級的支持。此時，國家正處於政治變革的過渡時期，既可能走向社會主義，也可能回到原來的資產階級共和政體。農民掌握了大量土地，除非佛朗哥政權最終獲勝，否則他們絕不會放棄。所有的主體企業都已經集體化，但是，這些企業是繼續保持集體化，還是重新走向資本主義，最終還要取決於政權掌握在誰的手中。起初，中央政府和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都可以明確地被定為是代表工人階級的。中央政府由左翼社會主義者卡瓦列羅領導，各政府部長都是UGT（勞工總會，是社會主義工會）和CNT（全國勞工聯盟，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工團主義聯盟）的代表。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政府主要由工會代表組成，實際上曾一度由反法西斯民兵中央委員會 取代。後來防務委員會解散後，為了代表工會和各類左翼政黨，自治政府又重新組建了起來。但是，後來接二連三的政府改組都漸漸趨向於右翼政黨。首先是馬統工黨被驅逐出自治政府，六個月後，卡瓦列羅又被右翼社會主義者奈格林所取代。不久，全國勞工聯盟和勞工總會被相繼清出政府。接著，全國勞工聯盟又被自治政府趕了出來。終於，在革命戰爭爆發一年以後，政府全部由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和共產主義者所組成。
從左翼到右翼的轉變大約開始於1936年10月到11月之間，這時，蘇聯開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權力由無政府主義者轉移到共產主義者手中。除了蘇聯和墨西哥，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站出來挽救西班牙政府，而墨西哥顯然不可能提供大批量的武器。因此，可以向西班牙政府提出交易的就只有蘇聯了。毫無疑問，交易的核心就是：制止革命，否則就別想得到武器。而在蘇聯的命令下，抵製革命的第一步便是將馬統工黨趕出加泰羅尼亞自治政府。儘管政府不願承認蘇聯對他們進行的直接施壓，但這已經無關緊要，因為任何國家的共產主義政黨其實質都是蘇聯政策的執行者。不可否認的是，從一開始反對馬統工黨，到後來的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和卡瓦列羅一派的社會主義者，西班牙共產黨是反革命政策的主要力量。一旦有了蘇聯政府的介入，西班牙共產黨的勝利是必然的。首先，有了蘇聯的武器支持，再加上後來國際縱隊的支援，大大加強了西班牙共產黨贏得戰爭的可能性，這也為他們贏得了極大的聲望；其次，蘇聯通過共產黨及其盟黨向西班牙政府提供了大量的武器支持，他們絕不可能將這些武器拱手送給自己的政治對手 ；最後，通過宣揚非革命政策，西班牙共產黨很容易吸引到那些深受極端分子恐嚇的群體。例如，那些反對無政府主義者集體化政策的地主土豪就很容易受此誘惑。因此，大量的中產階級——商業店主、政府官員、軍隊官員、地主士紳等等——湧向了共產黨，這些群體大大增加了共產黨的勢力。整場戰爭形成了三角戰的態勢。與佛朗哥的鬥爭不能作罷，而同時，政府的目標是要奪回已經掌握在工會手裡的政權。直到一九三七年五月，鬥爭主要是一系列鬥智鬥勇的小攻擊，有人稱之為「針刺政策」。此間，沒有任何明顯的、大規模的反革命行動，甚至幾乎沒有武力衝突。工人們總是被迫緊跟著一種論調在行事，「你必須這樣或者那樣做，否則我們就會輸掉整場戰爭」。毫無疑問，不管這些所謂的「必須」是什麼，結果都是讓工人們被迫放棄他們在一九三六年的戰爭中為自己贏得的東西。然而這種論調還是起作用了，畢竟輸掉戰爭是任何一個革命黨都不願看到的結果。況且，如果輸掉了戰爭，那麼民主、革命、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都將成為空談。唯一值得一提的無政府主義革命黨卻因為一個又一個理由步步妥協。集體化進程舉步維艱，地方委員會和工人巡邏隊被迫撤銷；戰前的警察隊重新恢復，並大幅擴充，強化武裝；一度由工會控制的主要工業又重新回到了政府手中（奪取巴塞羅那電話局，並因此引發了五月戰爭就是這期間發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工會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工人武裝也被逐漸瓦解，而被重新分配到新建的人民軍軍隊中。這是一支半資產階級戰線的「非政治性」軍隊，享受不同的工資級別，享有特權的軍銜等等。在當時的特殊情況下，這一舉動實際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這一舉動是最後才在加泰羅尼亞展開的，因為那裡的革命黨力量是最強大的。顯然，此時工人們能守住他們勝利果實的唯一保障就是握住他們手中的武器。然而，按照老套路，工人武裝還是打著提高軍事效率的幌子被解散了。我們無可否認的是軍隊需要重組，但是，在工會的直接領導下工人武裝組織同樣可以重組，並且可以同樣「提高效率」，而事實上他們拒絕這樣做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阻止無政府主義者擁有一支自己的軍隊。除此之外，民兵隊的民主精神是他們革命思想得以壯大的土壤，共產黨對此一清二楚，因此他們無休止地痛斥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所實行的無論軍銜高低，一律享受同等待遇的原則。於是，一場全面的「資產階級化」運動，以及對革命初期所建立的平均主義的蓄意破壞便由此展開了。一切變化得如此之快，以至於在幾個月內曾多次去過西班牙的人都說，他們所去的似乎並不是同一個國家，一個不久前看上去還明顯是由工人階級掌握政權的國家，突然間變成了一個標準的貧富分化鮮明的資產階級國家。一九三七年秋，「社會主義者」奈格林在一次公開演講中宣稱「我們尊重私有財產」，而戰爭初期曾被認為具有同情法西斯之嫌而逃往國外的議員們，如今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如果人們能夠記起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是如何在法西斯的強壓下被迫暫時聯合的，那麼整個過程就不難理解了。這種聯合被叫作「人民戰線」，其實質是敵對勢力之間的暫時合作，結果往往是合作中的一方吃掉另一方。在這場戰爭局勢中，最令人不可思議的，也是令西班牙外界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政府的各個黨派中共產黨代表的不是極「左」勢力，而是極右勢力。實際上，這一點並不足為奇，因為其他國家，尤其是法國的共產黨提出的策略已經明確表示，至少暫時看來史達林主義應該被視為反革命力量。當下，憑藉軍事同盟而形成的共產國際體系政策完全是為蘇聯服務的（儘管他們總是把為世界大局著想作為藉口）。確切地說，蘇聯與法國——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已結成軍事同盟關係。如果法國資本主義沒有足夠強大，那麼這種結盟對蘇聯來說是毫無意義的，因此，法國的共產黨政策只能是反對革命的。也就是說，法國共產黨不僅要扛著三色旗，唱著馬賽曲前進，更重要的是他們已經不得不放棄在法國殖民地領地上進行的卓有成效的宣傳。大約三年前法國共產黨書記多列士曾宣稱，法國工人絕不會受蠱惑而與德國的同志進行對抗，可在短短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他就成了法國最激進的「愛國人士」之一。任何一個國家內部共產黨的行為動向都體現了這個國家與蘇聯之間——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潛在的——軍事關係。例如，在英國，這種關係尚不明確，因此英國共產黨與國家政府即便尚且是敵對關係，表面上仍反對重整軍備。然而，如果大不列顛與蘇聯結成軍事同盟，或者在軍事政策上達成某種默契，那麼英國共產黨就會像法國共產黨那樣別無選擇，而只會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愛國政黨」和帝國主義團體，事實上這種跡象也早已顯露端倪。法國與蘇聯的結盟勢必會強烈反對鄰國的革命，他們會使出渾身解數阻止摩洛哥的解放，這又勢必會對西班牙共產黨「戰線」造成影響。《每日郵報》對「由莫斯科贊助的紅色革命」的系列報道，更是錯得離譜。事實上，帶頭阻止西班牙革命的正是共產主義者而並非他人。之後，由於右翼武裝勢力的全面掌控，這些共產黨人則表現出比自由黨人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對革命領導人的迫害 。
我曾試圖概括出第一年西班牙革命的全過程，因為這會有助於人們對其他階段的理解。但是我不得不說，我在上述提到的所有觀點是二月份的時候我在西班牙的所有感受。首先，當時最令我受啟發的事情還沒有發生，而且我的同情心傾向也與現在完全不同。一半是因為我對戰爭的政治性感到十分厭倦——我對聽及最多的東西總是自然而然地產生一種反感情緒，例如，馬統工黨、英國獨立工黨的觀點。我所在的英國志願者隊伍里，大多數都屬於英國獨立工黨，也有幾個共產黨人，他們都比我受過更好的政治教育。在韋斯卡的最後幾周，在那段無所事事、百無聊賴的日子裡，我發現我被湮沒在一股永無休止的政治辯論大潮中。在我們所駐紮的腐臭撲鼻的農戶穀倉里，在漆黑沉悶的防空洞裡，在那些躲在胸牆後忍受天寒地凍的漫漫長夜裡，彼此對立的各個黨派陣營之間總是沒完沒了地展開辯論。西班牙人也不例外。幾乎在我們能看到的所有報紙上，黨派之爭都被當作特寫而進行報道。如果你不想置身於這些派別之間的鬥爭中而左右為難，你就必須整天裝聾作啞，對這一切置若罔聞。
從政治理論的角度來講，有三個黨派是最值得關注的：加聯社黨、馬統工黨、全國勞工聯盟旗下的FAI，這三個黨派都可以被寬泛地稱作無政府主義者。先就加聯社黨來說，這是最關鍵的政黨，他們取得了最後的勝利，而且即使在這段黨派之爭如此激烈的時期，這個政黨依然處於不斷發展的態勢。
這裡需要說明一下，人們常說的加聯社黨其實就是共產黨。加聯社黨（加泰羅尼亞聯合社會黨）又叫作加泰羅尼亞社會黨，它形成於戰爭初期，是各個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融合，也包括加泰羅尼亞共產黨，而今完全受控於共產黨，並依附於第三國際。在西班牙，除了加泰羅尼亞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地方的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能夠形成形式上的統一。然而無論在哪裡，共產主義者和右翼社會主義者的觀點卻總是如出一轍。簡單地說，加聯社黨是勞工總會，即社會主義工會聯盟的政治機構。這些工會成員在西班牙有一百五十萬左右，主要由各行各業的體力勞動者組成。但是戰爭爆發後，工會中流入了大量的中產階級，因為在革命初期，人們普遍認為，加入勞工總會，或者全國勞工聯盟是勢在必行的。這兩種聯盟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是後者是一個更為徹底的工人階級組織。因此，加聯社黨是一個半工人階級、半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包括商業小店主、小地方官員和地主士紳。
世界各地的共產主義及其聯盟的媒體對加聯社黨所做的宣傳大約是：
當前，沒有任何事情比贏得戰爭更重要，沒有戰爭的勝利，一切都毫無意義。因此，現在不是談論推進革命的時候。我們不能讓農民在集體化的壓力下離我們遠去，更不能讓和我們尚在一條戰線上的中產階級對我們產生畏懼。為了提高效率，我們必須首先制止革命造成的混亂；我們必須建立強大的中央政府，以代替地方委員會；我們必須擁有一支訓練有素、全副武裝、統一指揮的軍隊。固執地堅持工人分散掌權，堅持鸚鵡學舌地高喊革命口號將有害無益。這不僅是對革命的阻礙，這將更是反革命的因素，因為，由此而造成的隊伍內部的分歧會讓法西斯分子有機可乘。現階段，我們不是為無產階級專政而戰，我們是在為議會民主制而鬥爭。此時，將人民戰爭變成一場社會革命就是讓法西斯分子漁翁得利，即使不是有意為之，其結果也無異於叛變。
當然，除了在贏得戰爭的重要性上有一致的認識，馬統工黨與加聯社黨完全不同。馬統工黨是持不同政見的多個共產黨派別之一，最近幾年因為反對「史達林主義」而在許多國家出現，即他們反對一切對於共產黨政策的改變，無論這種改變只是流於表面形式還是實質性的動搖。馬統工黨中既有退黨的共產黨人，也有早期的工農聯盟中的成員。單從人員數量上來說，這只是一個小黨派，在加泰羅尼亞以外的地區沒有什麼影響力。它的重要性主要在於其中有很多政治意識濃厚的黨員。馬統工黨在加泰羅尼亞的主要活動據點是萊里達。它不代表任何工會聯盟。在馬統工黨的民兵隊伍里，多數都是全國勞工聯盟的成員，但是真正的黨員卻大多屬於勞工總會。然而馬統工黨卻只在全國勞工聯盟中具有一些影響力。這個黨所奉行的理論大概是：
用資產階級「民主」來反對法西斯主義純屬無稽之談。資產階級「民主」只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法西斯主義也是如此。代表「民主」同法西斯主義作鬥爭就是代表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與另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作鬥爭，而前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隨時都會轉化成後一種形式的資本主義。埋葬法西斯主義的唯一方式就是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如果你對此目標有一絲一毫的猶豫，其結果不是讓佛朗哥竊取最終的勝利，便是前腳趕走一個法西斯主義，後腳又跟上來另一個法西斯主義。同時，工人階級必須牢牢握緊手中的勝利果實，在半資產階級政府面前做出的任何讓步都將使你被動地陷入騙局。現有的工人階級武裝和警察隊必須牢牢守衛，任何使武裝力量「資產階級化」的企圖都絕不能令其得逞。如果工人階級不能控制武裝力量，則武裝力量必將控制工人階級。戰爭和革命永遠不可能分離。
無政府主義者的觀點相對較難定義。不過這個寬泛的術語足以涵蓋對這場戰爭各執己見卻目標一致的一大批民眾。龐大的工會團體組成了全國工人聯合會，即全國勞工聯盟，其成員總計大約有兩百萬人，旗下的政治機構叫作FAI，其實就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組織。但即便是FAI成員，縱然他們也像多數西班牙人那樣被塗上了無政府主義的色彩，也不能算成是純粹意義上的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戰爭爆發後，他們更多地開始向社會主義轉變，因為參與到政府的集中化管理中在當時是大勢所趨，為此他們甚至拋棄了自己的原則。但是他們與共產主義有許多本質的區別。其中最根本的在於，他們和馬統工黨一樣，堅持工人階級掌握政權而不是走議會民主制的路線。他們認同馬統工黨的口號，「戰爭和革命永遠不可能分離」，但是他們並不盲從。概括地說，全國勞工聯盟CNT—FAI，代表的是：（1）各企業由工人直接控制，比如交通運輸、紡織工廠等等；（2）政府由地方委員會接管，抵制各種形式的中央集權主義；（3）堅持與資產階級和教會勢不兩立。最後一點雖然略欠精準，但卻是最重要的。無政府主義者與大多數所謂的革命分子處於完全對立的立場，雖然他們沒有明確的原則，但是他們痛恨特權、反對不公的態度卻是徹底發自內心的。從哲學的角度來講，共產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所追求的社會形態大相徑庭，事實上這是兩個黨派之間唯一重要的區別，也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共產主義者堅持走中央集權主義道路，追求管理效率，而無政府主義者追求絕對的平等和自由。無政府主義在西班牙有很深的基礎，如果沒有蘇聯的介入，其影響力很可能會戰勝共產主義。戰爭爆發後的前兩個月，在危急關頭力挽狂瀾的不是別人，正是這些無政府主義者。直到後來，儘管他們缺乏訓練，無政府主義民兵仍以西班牙籍軍隊中最優秀的戰士而聲名遠揚。大約從一九三七年二月份開始，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在一定程度上開始聯合起來。如果無政府主義者、馬統工黨和左翼社會主義者能在一開始便有聯合的意識，並制定一套可行的方針政策，那麼戰爭的歷史或許將被改寫。但在戰爭初期，在這些革命黨派尚能主宰自己命運的時候，這是不可能的。無政府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之間對彼此的忌妒由來已久。馬統工黨，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對無政府主義一直持懷疑態度，而在無政府主義者看來，馬統工黨的托洛茨基主義與共產黨的史達林主義相比並不可取。然而共產黨的策略迫使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結合在了一起。當巴塞羅那那一場災難性的五月戰鬥打響時，馬統工黨本能地與全國勞工聯盟並肩參加了戰鬥。後來，當馬統工黨受到鎮壓時，唯有無政府主義者站出來為之吶喊。
總的來說，各種政治力量的聯盟就是如此。一方面，全國勞工聯盟的FAI、馬統工黨和一部分社會主義者堅持工人階級掌握政權；另一方面，右翼社會主義者、自由黨人士和共產主義者則堅持走建立中央政府和軍事武裝力量的道路。
至此，人們也許已經明白我為什麼更贊同共產黨而不是馬統工黨。因為共產黨有明確可行的政策。從常識的角度看，這種只考慮到眼前幾個月的政策明顯更實用。而可以確切地說，馬統工黨日復一日的政策和宣傳簡直糟透了，否則他們一定會吸引更多的人民大眾。而且在我看來，更至關重要的是，共產主義者是在真正地與戰爭周旋，而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卻什麼都沒做，這是當時人們普遍的看法。共產黨人員驟增、勢力壯大，一方面是吸引了反對革命分子的中產階級，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在所有人看來他們是唯一會贏得這場戰爭的政黨。有了蘇聯提供的武器，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作為主要力量在馬德里成功地守衛，使他們成為西班牙的英雄。曾經有人這樣說，從我們頭頂上飛過的每一架蘇聯飛機都是對共產黨最好的宣傳。在我看來，馬統工黨的純粹革命主義，雖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卻對贏得戰爭沒有任何意義。畢竟，勝利才是最重要的。
此時，噩夢般的黨派鬥爭仍在繼續，報紙、宣傳冊、海報和書刊等等無一不是他們鬥爭的戰場。這時我看的最多的報紙是馬統工黨的《戰鬥報》和《前進報》，他們在報紙上喋喋不休地指責加聯社黨的「反革命」情節，一副裝腔作勢的樣子，實在討厭至極。後來，仔細研究了加聯社黨和共產黨的報紙後我才發現，原來馬統工黨的那些指責和他們的對手相比簡直遜色至極。拋開別的不說，相比之下，他們的機會實在少得可憐。他們不像共產黨人那樣在國外媒體有一席之地，同時，在西班牙國內他們也處於極端劣勢的境地。由於共產黨人控制了新聞審查權，這就意味著一旦馬統工黨的報紙刊登了任何被指有破壞性的消息，就很可能被停辦或罰款。因此，對馬統工黨比較公平的說法應該是：儘管他們總是不斷地宣傳他們的革命信條，不厭其煩地、毫無新意地引述列寧語錄，但是他們很少進行人身攻擊。他們主要通過在報紙上發表文章辯論而進行鬥爭。他們設計大幅彩色海報是為了擴大對公眾的影響（海報在西班牙尤為重要，因為大多數民眾是文盲），而不是為了向自己的對手發難，其內容只是反法西斯，或抽象的革命性的言論。馬統工黨的民兵所唱的那些歌曲也屬於這類性質的宣傳。這與共產黨人的攻擊完全不是一回事。關於這個問題我會在後面的章節中說明。在這裡，我只想對共產黨人的進攻政策做一下簡單的介紹。
表面上看來，共產黨和馬統工黨之間的鬥爭只是一種策略上的分歧。馬統工黨贊同進行直接革命的路線，共產黨人則反對這樣做。單就這一點而言並無可厚非，但恐怕更值得一提的是後面的內容。共產黨人認為，馬統工黨宣傳的策略分化和削弱了政府力量，因此在戰爭中面臨更大的危險，他們認為他們的策略會好很多（我並不這麼認為）。下面讓我們來看一看共產黨策略的奇特性吧。共產黨開始宣傳馬統工黨對政府力量搞分裂是他們蓄意為之，而並非因為他們的認識有誤。起初這種宣傳只是試探性的傳言，但不久就開始大張旗鼓地傳播起來，稱馬統工黨不過是一幫偽裝起來的法西斯主義者，是在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收買下以宣傳偽革命的方式幫助法西斯實現他們的陰謀。他們是一個「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和「佛朗哥的第五縱隊」。這無異於在暗指，數以萬計的工人群眾，其中包括成千上萬在前線戰壕里忍凍挨餓的戰士和好幾百名不遠萬里來到西班牙參加反法西斯事業，並不惜為此拋棄國籍、犧牲生命的外國人都是被敵人收買的叛徒。而這種蓄意編造的故事，通過海報等各種方式傳遍了整個西班牙，並不斷出現在許多國外共產主義及其支持者的新聞媒體上。如果把這些言論都搜集起來，大概都能夠裝訂幾本書了。
所有這些都是共產黨人給我們貼的標籤：托洛茨基主義者、法西斯主義者、叛徒、謀殺犯、膽小鬼、間諜等等。我承認當我聽到這些，特別是想到那些捏造事實的人的時候會很不舒服。當你目睹了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躺在擔架上從前線被抬下來，裹著毯子的身體只露出一張慘白的臉，你不禁會想起某些深諳世故的人正穩坐在倫敦和巴黎的某處地方撰寫他們的宣傳冊，控訴這個男孩是一個偽裝成西班牙戰士的法西斯分子，那種感覺實在不是滋味。戰爭中最可怕的事情之一，就是那些名不符實的戰爭宣傳，叫囂、吶喊、謊言和仇恨全都來自於那些從未參與過戰爭的人。我在前線見到的加聯社黨民兵，還有屢屢碰面的國際縱隊的共產黨人，他們從未有人把我當作托洛茨基主義者或叛徒，而這樣顛倒是非、信口開河的言辭只有遠在後方的新聞記者才會編造出來。當那些人在編寫對我們不利的宣傳冊，以及在報紙上詆毀我們的時候，他們都躲在自己的家裡高枕無憂。或者，最多也就是躲在遠離槍林彈雨、泥濘沼澤的戰場數百里之外的巴倫西亞報館裡無所事事罷了。除了黨派之間的長期鬥爭和誹謗外，所有那些關於戰爭的資料、充滿英雄主義色彩的情節和充滿敵意的污衊，幾乎都毫無例外地來自那些從未參加過戰鬥，甚至戰鬥還未開始就早已溜之大吉的人。這場戰爭帶給我的最消極的影響之一，就是令我意識到，左翼新聞媒體弄虛作假的伎倆與右翼媒體絲毫不差上下 。站在我們，也就是政府的角度，我切實地覺得，這場戰爭完全不同於普通意義上的帝國主義戰爭，但戰爭的宣傳卻讓你永遠無法知道真相。從左、右兩派同時發起口水戰的那一刻起戰爭便開始了。我們不會忘記《每日郵報》的海報上所說的「赤色分子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報》上又說「佛朗哥的外國軍團里充滿了殺人犯、逼良為娼的白奴販、吸毒鬼、歐洲各國的人渣」。到了後來的一九三七年十月，《新政治家》雜誌上說「法西斯分子用活生生的兒童來築成人肉壁壘」（這種壁壘是絕不可能信手拈來的），又說「據阿瑟·布賴恩特先生透露，在西班牙保皇派中『鋸掉一名保守派商人的腿』是『家常便飯』」，這些編造真是讓我們一飽耳福。而這些編造者從未參加過戰鬥，或許他們以為筆桿子可以用來代替戰鬥吧。其實，所有的戰爭都是如此，戰士負責打仗，記者們負責叫喊。除了為做宣傳而進行短暫的停留外，他們絕不會將自己那滿腔的愛國熱情拋灑在前線的戰壕里。有時候，想到飛機正在改變戰爭的局面，我就會有一絲竊喜，因為，或許在下一次大戰來臨時，我們會看到史無前例的一幕——一顆子彈打穿了那個空談愛國的宣傳家。
在新聞媒體看來，這場戰爭和其他戰爭一樣是一種非法的軍事活動，而不同之處在於，記者們會把他們最惡劣的中傷投向自己的敵人，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共產黨人和馬統工黨之間的相互攻擊愈演愈烈，遠遠超過了對法西斯主義者仇恨的程度。不過，當時我對此並無心理會。這種黨派間的長期爭鬥確實讓人厭煩，甚至厭惡，但在我看來，這都只不過是內部矛盾而已。我認為這些不會改變任何事情，也不相信雙方的政策差異真的到了不可調和的程度。我所在意的是，共產黨人和自由派人士都極力反對革命繼續進行下去，然而他們卻無力將局勢扭轉，直至此時，我對這一點仍確信不疑。
在這期間我一直在前線，前線的社會政治氣氛沒有任何變化。我在一月初從巴塞羅那去往前線，直到四月底才離開，在這段時間裡——實際上，也許一直到更久以後——在無政府主義者和馬統工黨的民兵部隊控制的阿拉貢山脈一帶，一切都沒有任何變化，至少表面上看是這樣的。革命氛圍依然沒有改變，就像我當初看到的那樣，將軍和士兵、農民和民兵依然是平等的，拿相同的軍餉，穿一樣的衣服，吃一樣的飯菜，彼此以「同志」相稱，或直接稱呼「你」，沒有主僕之分，沒有乞丐和妓女，沒有律師，也沒有牧師，無須跪地行禮，也無須脫帽致敬。我在這裡呼吸著平等的空氣，我天真地以為西班牙人民都呼吸著同樣的空氣。然而，我沒有意識到，其實我所在的隊伍是西班牙工人階級中最革命的隊伍，這或多或少算是一種巧合吧。
因此，當更了解政治的同志告訴我不能只以軍事態度來對待這場戰爭，而必須在革命和法西斯主義之間做出選擇時，我真想嘲笑他們。總體上我同意共產黨人的理論，他們的觀點可歸結為一句話，那就是「不贏得戰爭，就沒有資格談革命」；我並不接受馬統工黨的理論，同樣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我們必須前進，否則就是後退。」後來，我開始相信馬統工黨的觀點是正確的，至少比共產黨的觀點正確，這並不完全是基於理論的判斷。如果只是基於理論，那麼共產黨的觀點是不錯的，問題是他們的實際行動很難讓人相信他們在誠心誠意地忠於他們的理論。他們反覆提出的口號就是「戰爭第一，革命第二」。雖然普通的加聯社黨民兵虔誠地相信這一口號，因為他們衷心地相信，戰爭勝利後革命就會繼續下去，然而他們不知道這只是共產黨的障眼法，是權宜之計。他們的目標不是爭取更有利的時間進行革命，而是要將革命永遠地扼殺。隨著時間的流逝，隨著工人階級的權力一天天被奪走，隨著越來越多的各階層革命人士被捕入獄，他們的企圖也就越來越明顯。每一項變動都是以軍事調整的名義進行的，這是一個信手拈來的理由，而結果卻是一步步地讓工人從現有的優勢地位走向不利地位，讓他們在戰爭結束後，再也無法對抗重新引入的資本主義制度。請注意，這裡所指的並不是任何其他普通的共產主義者，更不敢針對曾經在馬德里戰鬥中英勇犧牲的數千名共產黨人。因為他們並不是其黨內政策的決策者。而那些身居高位的決策者，人們很難想像他們是否是在神志清醒的情況下進行領導決策的。
不過無論如何，即使革命失敗，戰爭的勝利也是要爭取的。我終於開始懷疑，從長遠看，共產黨的政策是否會贏得最終的勝利。似乎沒有人可以知道，不同時期的戰爭應該適用什麼樣的不同政策。或許在最初的兩個月，是無政府主義者扭轉了戰爭的局面，但在一定時期後，他們卻再也沒有能力繼續組織抵抗；在十到十二月期間，可能是共產黨人挽救了局面，但他們是否能夠徹底贏得戰爭就要另當別論了。在英國，共產黨的戰爭得到了全盤接受，因為報紙媒體上不允許對他們的政策有任何的批判。而且因為他們的總方針是：消除革命的混亂，加速發展生產，部隊實行軍國主義。這些聽起來確實可行有效，但對此方針所存在的內在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挖掘是很有必要的。
那些決策者們為了控制每一步革命發展趨勢，使其儘可能像一場普通戰爭，就必須放棄戰略契機，即便這樣的契機就在眼前。上文中提到過我們在阿拉貢前線的武裝情況。幾乎可以肯定的是，武器是被特意扣留的，其目的是為了避免武器過多地流入無政府主義者手中，避免他們日後用這些武器投入到革命運動中去。結果，我們在阿拉貢發起的強大攻勢，本可以讓佛朗哥從畢爾巴鄂甚至從馬德里撤退，但是最終卻喪失了這樣的機會。相比之下，這並不算什麼。更重要的是，一旦將戰爭僅僅定義為「為爭取民主而戰」，就無法得到大批的國外工人階級的支援。實事求是地講，我們必須承認全世界的工人階級對西班牙戰爭認識不一。儘管有數萬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戰鬥，但更有身後的千百萬人無動於衷。據統計，在戰爭爆發後的第一年，英國公眾為各種「西班牙援助基金」捐款約二十五萬英鎊，而一周不到的時間，一半的資金就被用於製作宣傳海報。民主國家工人階級本可以通過工業罷工和聯合抵制的方式有效地聲援其在西班牙的同志，但他們並沒有這樣做。各地自由黨和共產黨領導人都對此表示不可思議。但是，毫無疑問，只要他們仍在宣揚「赤色」的西班牙並未「赤變」，他們就是正確的。從1914到1918年以來，「為民主而戰」的聲音就一直被當作一種兇險的信號。因為幾年來，世界各國的共產黨就一直教導激進的工人們：「民主」就是資本主義的代名詞，並宣稱「民主就是個騙局」，「為民主而戰」並不是上策。有了威望顯赫的蘇維埃共和國的支持，他們以「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的名義吸引了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人們也很難相信這些工人不會對此做出反應。
但所有問題的關鍵在於，採取非革命的政策打擊佛朗哥的大後方是十分困難的，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所管轄的人口已經超過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人口也計算在內的話相差數目更是巨大，而且他領導的軍隊也和政府軍隊不相上下。我們都知道，只要後方民眾對他的政黨存有不滿，那麼他的軍隊就不得不派出一半的兵力去駐守戰略交通要道、鎮壓各種陰謀破壞活動，而只能留一半兵力去戰場。然而，這種事情明顯沒有發生在佛朗哥控制的後方，你簡直無法相信，在這些地區無論是城裡的工人，還是更為貧窮的農民似乎都喜歡，或者說需要他。相反，經過一次又一次向右翼的轉變，政府的優勢卻變得越來越不明顯。摩洛哥就是個很好的例子。摩洛哥為什麼沒有發生起義呢？佛朗哥正在無恥地企圖建立獨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寧可接受佛朗哥的統治，也不願接受人民陣線政府！最明顯的是，在摩洛哥沒有任何發動起義的跡象，因為這樣做就意味著把革命建設置於戰爭之上。而要想向摩洛哥人證明政府的誠意，第一要務就是讓摩洛哥徹底解放。可想而知，法國人對此是多麼地贊成！最佳的戰略契機就在安撫法國和英國資本主義的妄想中白白葬送了。共產黨人的政策傾向是儘量扼殺戰爭的革命性，使其儘可能發展成為一場普通戰爭，一場讓政府嚴重喪失了職能的戰爭，這樣的戰爭實際上是一場武器裝備的較量，最終要靠源源不斷的武器支持才能獲得勝利。而蘇聯，作為西班牙政府武器的主要支援國，與義大利和德國相比在地理位置上卻十分不利。如此看來，馬統工黨和無政府主義者提出的「戰爭與革命永遠不可能分離」的口號也許並不像聽起來那麼高瞻遠矚。
我曾指出西班牙共產黨反對革命的政策是錯的，並且給出了我的理由，但就其目前對戰爭的影響來看，我倒真希望我的判斷是錯的，我不止一次地這樣想。我是多麼希望這場戰爭可以獲得勝利，無論是何種方式的勝利。然而，我終究無法預測未來。或許政府會再次轉向左派，或許摩洛哥人會團結一致發動起義、爭取解放，又或許英國人會買下整個義大利，再或許只要通過軍事手段便可以贏得這場戰爭——這一切終究無法預料。就讓我們留著這些疑問，等待時間來告訴我們答案吧。
然而，直到一九三七年二月，事情並沒有向任何一個方向發展。我煩透了這種寂靜，我為自己在戰鬥中未盡到責任而深感不安，我的腦海中總是浮現出巴塞羅那街頭那張徵兵的海報，一字一句都充滿著對路人的鞭策：「你為民主做了什麼？」而我的內心卻只能回答：「我拿了部隊的軍餉。」剛加入民兵隊伍時，我曾發誓一定要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因為只要我們每個人都能殺死一名法西斯分子，他們很快就會被徹底消滅掉，可至今我也沒有殺死一個法西斯分子，甚至連與他們面對面作戰的機會都沒有。當然，我也想過去馬德里。軍隊中的每個人，無論持有什麼樣的政治主張，無不希望能夠去馬德里參加戰鬥，因為這樣就意味著有機會加入國際縱隊，要知道，那時馬統工黨在馬德里幾乎沒有部隊，無政府主義者的部隊也沒有以前那麼多了。
但是，這是不可能的。現在我們只能待在阿拉貢前線。於是我在部隊里逢人便說，一旦我們有機會離開，我就會加入國際縱隊，接受共產黨的領導。他們都紛紛勸我放下這種念頭，但卻沒有一個人與我真正對抗。客觀地講，在當時的特殊環境下，馬統工黨內幾乎不存在任何對異端的排斥和迫害的現象，只要沒有同情法西斯分子的傾向，任何人都不會因政治觀點相異而受到懲罰。我常常一有機會便在民兵中大肆批判馬統工黨的「路線」，卻從未因此陷入不利的處境。甚至沒有任何人會因為不加入這個黨而承受某種壓力。我本人就從來沒有加入過任何政黨。可是正因為如此，當後來馬統工黨慘遭鎮壓時，我為自己的做法而深感自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