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清教徒革命 · 第23章 奧利弗·克倫威爾：國家未來的塑造者

無論是作為軍人還是政治家，奧利弗·克倫威爾都比那個時代的任何一個英格蘭人都偉大得多，他既是軍人又是政治家。要找到這樣一位政治和軍事能力完美結合的人，或許只有尤利烏斯·愷撒和拿破崙·波拿巴了。雖然奧利弗·克倫威爾沒有尤利烏斯·愷撒和拿破崙·波拿巴偉大，畢竟他在一個更小的舞台上施展拳腳，但他「像巨人一樣跨越了清教主義英格蘭的狹隘世界」[1]。 拿破崙·波拿巴 尤利烏斯·愷撒 作為一名軍人，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僅贏得了偉大的勝利，而且創造了獲取這個勝利的工具。在戰爭初始的軍事混亂中，他組織了軍隊，使清教主義大獲成功。新模範軍及後來的共和國和護國制的軍隊，不過是更大規模的鐵甲軍。跟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鐵甲軍一樣，新模範軍軍官是經過精心挑選的。如果條件允許，儘可能從紳士當中挑選軍官。如果沒有合格的紳士，普通的自耕農和市民也可以。不管什麼身份，「他們不急功近利，忠於職守，工作謹慎」。品行和軍事技能同等重要。一位上校曾經抱怨說，奧利弗·克倫威爾任命的一名上尉更適合傳教，而不是作戰。奧利弗·克倫威爾回答說：「沒錯。我確實認為能將祈禱和傳教做到極致的人，戰鬥力也最強。據我所知，只有心懷上帝，才能勇氣倍增，信心滿滿。我向你保證，他是一個好人，也會是一名好軍官。」任何軍官一經發現效率低下，信仰某些被認為是褻瀆神明的異端邪說，或是總體道德素質低下，則會被立刻解職。 人們常說，軍官是軍隊的靈魂。奧利弗·克倫威爾要求軍官保持效率，遵守紀律，軍官們也依此向下推行。大多數士兵都是志願兵，當然也有許多被強制入伍的。我們不能說所有為清教而戰的人都是聖人。然而，正規的薪餉和嚴明的紀律使他們在和平時期成為歐洲最循規蹈矩的士兵，而在戰爭時期則是一支「可以去任何地方、做任何事情」的軍隊。共同的信念將士兵和軍官團結在一起。讓他們備感自豪的是，他們不只是一支僱傭軍。他們不僅為報酬而戰，還為原則而戰。奧利弗·克倫威爾成功激勵士兵，讓他們對自己的領導力充滿信心。同時，他也用自己的高度熱情感染大家。奧利弗·克倫威爾和拿破崙·波拿巴一樣，有影響大眾的力量。因此，他組建的這支軍隊正如愛德華·海德所說，「這支軍隊是勝利的代名詞」。「這支軍隊秩序井然，紀律嚴明，作風良好，行為自製，勇往直前，所向披靡。這些特質使它聞名於世，令人生畏。」 然而，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勝利更多歸功於他自身的軍事天賦，而不是軍隊的素質。在他的軍旅生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點是他在軍隊中的事業起步很晚。大多數成功的將軍都從年輕時就接受武裝訓練，但直到四十三歲，奧利弗·克倫威爾才第一次聽到槍響，在戰場上指揮一個中隊。人們常問，一個沒有經過訓練的鄉紳是如何打敗那些曾經在歐洲最著名的軍官指揮下學會作戰的士兵的？答案是奧利弗·克倫威爾有軍事天賦，而當時的形勢更是快速促進了這一天賦的全面發展。在戰爭開始時，奧利弗·克倫威爾表現出的精力、決心和判斷力，證明他具有戰爭要求領袖必須具備的才智和品格。戰爭的特殊性質，總體指揮的缺乏、議會力量的混亂，給了他自由發揮的空間。在戰爭初期，地方首領只顧各自地盤，發動小規模戰鬥，下級軍官罕見地擁有行動自由。獨立性和責任感讓優秀的士兵迅速成長。起初，奧利弗·克倫威爾和對面的敵人一樣沒有經過訓練，但在頻繁的戰事中，他學會了如何作戰。安德魯·馬維爾曾經用輕快的口吻談到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勤奮英勇」。如果他比別人更快地吸取了戰爭的教訓，那是因為他全力以赴地學習，從不錯失任何一次機會，讓每一次經歷都成為財富。 一次帶領騎兵的戰鬥給奧利弗·克倫威爾帶來了第一次榮譽。在進攻中他進攻迅猛，勢不可當。和魯珀特親王一樣，奧利弗·克倫威爾也喜歡親自帶領騎兵衝鋒，但在戰鬥趨白熱化時，他能更嚴格地控制部隊。將對面交戰的敵人擊潰後，他會留心觀察戰場，時刻準備讓獲勝的中隊投入戰鬥，要麼援助打成平手的部隊，要麼加入獲勝部隊完成最終勝利。馬斯頓荒原戰役和其他許多戰役表明，奧利弗·克倫威爾能在突髮狀況下果斷迅速地得出結論，而威廉·弗朗西斯·派屈克·納皮爾[2]將這種特質稱為「戰爭中大師精神的可靠標誌」。一旦戰局已定，奧利弗·克倫威爾毫不留情地乘勝追擊。「我們追出兩三英里，處決了他們。」這是格蘭瑟姆的戰鬥結束後，奧利弗·克倫威爾描述戰場的冷酷話語。納斯比戰役後，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騎兵追擊了十二英里。 威廉·弗朗西斯·派屈克·納皮爾 成為軍隊統領後，在戰場上，奧利弗·克倫威爾對軍隊的管理和對騎兵師的管理有著相同的特點。在內戰早期的戰鬥中，敵對雙方有一個共同特徵：都沒有設立上將。總指揮通過召集軍隊、選擇戰場展示統帥能力，而一旦戰鬥開始，軍隊就脫離了控制。一個師的每一名指揮官都獨立行動，軍隊各部合作很少，缺乏統一指揮。奧利弗·克倫威爾則大不相同，他指揮大軍行動就像控制自己的騎兵一樣，目標明確，充滿活力。各師都分配有具體的任務，聯合行動從而完成總體目標。最能證明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戰術技巧的例子就是鄧巴之戰。雖然士兵人數比對方少得多，但奧利弗·克倫威爾用大炮和一小部分士兵牽制住敵方一半的兵力，全力以赴攻擊敵人陣地的要害，並在關鍵時刻讓一支強大的後備部隊投入戰鬥，從而決定了當天的戰局。無論哪一次勝利，奧利弗·克倫威爾都將勝利最大化。鄧巴戰役後，蘇格蘭人兩萬兩千人中損失了一萬三千人。普雷斯頓戰役後，詹姆斯·漢密爾頓公爵的軍隊中成功返回蘇格蘭的不到三分之一。伍斯特戰役後，沒有一支蘇格蘭部隊能成功撤退。 與同時代的將軍相比，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戰略特點是大膽、充滿活力。這反映了他的性格特點，但最初是出於政治和軍事考慮。1644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宣稱：「如果不快速有效地推動戰爭，為了締結和平，國家將迫使議會答應任何條件。」必須拋棄「海峽對岸士兵那樣的拖延戰術」，否則清教主義事業將就此毀於一旦。因此，奧利弗·克倫威爾沒有模仿專業士兵普遍採用的小心謹慎的防禦策略，而是採用了速戰速決的戰術。一位軍事評論家說：「他是現代戰爭方法的偉大的首創者。拿破崙·波拿巴和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後來使用的就是他的戰略。這個戰略將攻占堡壘和防禦工事降為次要，而將攻擊戰場上的軍隊作為首要任務。」 在普雷斯頓戰役中，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得不面對一股人數兩倍於己的軍隊。由於人數的優勢，對方在沒有足夠的地面偵察和集中兵力的情況下，大膽挺進。奧利弗·克倫威爾原本可以攔在詹姆斯·漢密爾頓公爵的前方，將敵人趕回去。然而，他選擇攻擊蘇格蘭軍隊的側翼，並將己方精悍的兵力安插在蘇格蘭軍和蘇格蘭之間。就這樣，他將詹姆斯·漢密爾頓公爵的軍隊切成了不同的分隊，每一次攻擊都將詹姆斯·漢密爾頓公爵與援軍隔得更遠，最終導致對方的毀滅性潰敗，而不只是一次退敗。1650年和1651年，奧利弗·克倫威爾面臨更艱巨的任務。他不得不入侵一個有許多天然屏障的國家——蘇格蘭。這個國家有一支更強大的軍隊和一位精通防禦戰略的總指揮。在鄧巴，奧利弗·克倫威爾想盡辦法讓大衛·萊斯利在開闊的戰場上打一場陣地戰，卻毫無成效，直到對方的一次錯誤給了他機會。奧利弗·克倫威爾毫不遲疑地抓住了這個機會。在1651年的戰役中，奧利弗·克倫威爾發現自己又一次因大衛·萊斯利的費邊戰術[3]陷入僵局。由於大衛·萊斯利沒有留任何機會，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得不製造一個機會，大膽明智地敞開了通往英格蘭的大門，引誘蘇格蘭人入侵，最終給了他們致命一擊。 赫爾穆特·卡爾·貝恩哈特·馮·毛奇 在遠征愛爾蘭中，奧利弗·克倫威爾有一個完全不同的問題要解決。雖然敵方的軍隊過於疲弱，在戰場上無法與己方抗衡，但他們行動敏捷，將他們擊退並非易事。愛爾蘭許多天然和人為的障礙也是敵軍的優勢所在：要塞城市具有戰略價值，而高山沼澤為地方開展游擊戰提供了便利。此外，愛爾蘭氣候惡劣，人民充滿敵意，國土荒蕪，奧利弗·克倫威爾必須從英格蘭攜帶大量補給。在這種情況下，戰爭主要是攻城戰、突擊戰和艱苦行軍，沒有什麼大會戰。為了充分利用英格蘭在海洋控制上的優勢，奧利弗·克倫威爾將陸軍和艦隊的運作結合起來。他首先進攻、控制海港，進而占領河流要塞，從而逐漸加強對整個國家的控制。這樣一來，最終的完全征服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對這些不同戰役取得的戰績，觀點或許各異。但有一點很明確，奧利弗·克倫威爾能根據戰爭的實際環境和對手的性格調整策略並獲得成功。他的軍事天賦可以勝任命運賦予他的一切任務。 只有專家才能確定奧利弗·克倫威爾在偉大將領中的精確位置。奧利弗·克倫威爾本人認為，在軍事和政治上能與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相提並論將是他的最高榮譽。他們兩人一手組建了軍隊，是戰爭中的創新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是戰術上的創新者，而奧利弗·克倫威爾是戰略上的創新者。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是歐洲新教的捍衛者，這正是奧利弗·克倫威爾希望成為的樣子，在為信仰而戰的同時，他們也在為自己國家的利益而戰。然而，無論他們的目的有什麼樣的相似之處，世襲君主和篡位者的地位懸殊，終究無法相提並論。同時，人們經常拿奧利弗·克倫威爾與拿破崙·波拿巴相比，不是因為他們的性格相似，而是因為他們的事業相似。他們都是革命的寵兒，憑藉軍功一路攀升，登上權力巔峰。在國內動亂後，他們都努力重建民事政府，在新的基礎上建立國家。但使他們掌權的革命具有不同的性質，要求這兩位統治者具備不同的品質。 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性格是延續至今的爭議話題。大多數同時代人對他十分苛責。在保王派看來，正如愛德華·海德所說，奧利弗·克倫威爾只是「一個勇敢的壞人」。然而，在譴責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同時，愛德華·海德卻無法抑制對他的欽佩之情。因為儘管這位篡位者「罪惡滔天，必將永沉煉獄，但也不乏美德，讓歷代後人念念不忘」。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一個暴君，但他「沒有殺人成性」。他不僅「對人的天性和情感有深度的理解」，而且「有著偉大的精神，令人欽佩的謹慎和睿智，以及寬大的胸懷」。 共和黨人認為護國主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一個自私自利的叛教者。埃德蒙·勒德洛說，「他的所有變革只為自己的一路晉升」。為了「一己之私」，他犧牲了公共事業。本來國家的一切都進展順利，新的政治紀元即將到來，「眼看國民就要獲得人類能夠享有的最大幸福，卻因為一個人的野心，所有善良公民的期望就此成為泡影」。 理察·巴克斯特是一位長老派。和埃德蒙·勒德洛一樣，理察·巴克斯特也是護國主堅定的反對者，但態度要溫和一些。在他看來，奧利弗·克倫威爾是個好人，只是無法抵擋巨大的誘惑。 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初衷是好的。在他人生的主要過程中也是虔誠忠厚的，是成功和勝利使他墮落。後來，他的宗教熱情為野心讓位，而野心隨著成功不斷膨脹。當奧利弗·克倫威爾用勝利擊敗了所有的反對意見後，他面臨著最大的誘惑。而他被誘惑征服了，一如他征服了別人。 奧利弗·克倫威爾就像約翰·彌爾頓筆下的撒旦，即使在墮落之後，「他最初的美德也並未喪失」。作為英格蘭的統治者，「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主要目的是行善。他比之前任何人都更能推動上帝的利益」。 18世紀的作家對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評價和之前的作家一樣嚴厲。亞歷山大·蒲柏提倡道德修養，反對揚名於世的野心。因此他評論說：「奧利弗·克倫威爾之名將永刻恥辱柱。」伏爾泰將奧利弗·克倫威爾概括為半無賴半狂熱者。大衛·休謨則稱奧利弗·克倫威爾為偽善的狂熱者。1839年，約翰·福斯特甚至援引了沃爾特·薩維奇·蘭道的「毋庸置疑的」論斷，認為奧利弗·克倫威爾活著是一個偽君子，死後是一個叛徒。 亞歷山大·蒲柏 伏爾泰 1845年，托馬斯·卡萊爾出版了《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信和演講集》。對每一位不帶偏見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有力地駁斥了指責奧利弗·克倫威爾偽善的理論。「他不是滿嘴謊言的小人，而是心懷真理的君子」，這是托馬斯·卡萊爾的結論。後來的歷史學家和傳記作家接受了這個觀點。至於奧利弗·克倫威爾是不是狂熱分子就不那麼容易回答了。就像東正教一樣，對於狂熱一詞，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不只是大衛·休謨，對許多人而言，熱心者和狂熱者是同義詞。顯然，奧利弗·克倫威爾不同於大多數政治家，指導他行動的是宗教而不是政治原則。他的政治理想是他的信條的直接結果。這並不是說純粹的政治考慮對他的政策沒有影響，只不過這些影響不是主要因素。 大衛·休謨 在一次演講中，奧利弗·克倫威爾明確陳述了他在公共生活中遵循的原則。「我曾經在這個國家擔任過好幾個不同的職務。我確實竭誠履行對上帝、對上帝的子民、對共和國的責任。」 這些話意味著什麼？如果有人問奧利弗·克倫威爾，在公共事務中他對上帝的義務是什麼，他會回答說，就是執行上帝的意願。1647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對軍官同仁說：「我們都希望將執行上帝的意願作為我們所有行動的基礎。」奧利弗·克倫威爾敦促軍官們在行動之前必須深思熟慮，「我們會發現我們所做的就是上帝所想的」。因為莽撞行事會招致違背上帝意圖的風險，也就是「與上帝作對」。 然而，在錯綜複雜的英格蘭政治中，人們如何確定上帝的旨意呢？一些清教徒聲稱他們已經直接獲知了上帝的意願，並將這些個人信念當作上天的旨意。奧利弗·克倫威爾從不這麼做。在一次祈禱會上，有人號稱他們得到了類似啟示。奧利弗·克倫威爾宣布：「我不敢說我能奉主之名得到任何啟示。」他認為人們或許可以「被神靈告知」，但將這些「神聖的意念和發現」用作政治行動的依據時，必須慎之又慎，因為自欺欺人的危險真實可見。奧利弗·克倫威爾說：「我們會輕易地將這些『神聖的意念和發現』叫作信念，但或許這只是世俗的想像。」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警告蘇格蘭的神職人員道，「人們對錯誤的認知和它的誤用有一種世俗的信心」，而這可以被稱為「精神上的酗酒」。 就奧利弗·克倫威爾自己而言，他相信「天命」而不是「啟示」。既然萬事都是由上帝的意志決定的，那麼政治家要解決的問題就在於發現事件背後隱藏的目的。當奧利弗·克倫威爾宣布普雷斯頓戰役勝利時，他請求議會探詢「在我們所有的職責中，上帝體現了什麼意志」。他對疑慮重重的朋友羅伯特·哈蒙德上校說：「你要在一連串天象中探尋上帝的旨意。」對奧利弗·克倫威爾來說，在每次政治危機中試圖解釋事件的意義都是採取行動前心理活動的一部分。由於很難確定上帝的真實意圖，他常遲遲下不了決心，寧願多看一會兒，任事態繼續發展，等待事態發展更明朗。這種遲緩不是優柔寡斷，而是有意中止判斷。而一旦他下定決心，就絕不猶豫，勇往直前。他在政治上和在戰爭中一樣雷厲風行。 這種由事件引導的天意感知體系有一定的危險性。在政治上，搖擺不定通常被認為是欺詐的表征，而奧利弗·克倫威爾在政治上的前後不一有目共睹。前一年，他的首要任務是與查理一世達成協議，而後一年則是將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一會兒全力支持建立共和國，一會兒支持建立帶有君主制性質的政府。他的政策變化太突然，連朋友都很難為他申辯。一位時事評論家雖然相信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動機，但仍然抱怨他反覆無常，缺乏遠見，對一件事「一會兒全力以赴，一會兒棄之不顧」。此外，奧利弗·克倫威爾對每一項新政策的執行都表現出極大的熱情，這更加劇了這種前後矛盾的影響。這是奧利弗·克倫威爾天性的一部分，就像他的管家提到的「極度暴躁的脾氣」。1647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說：「人們常說我操之過急。」他補充說，急躁之人傾向用自己的方式衡量危險，這種方式更多是出於想像而不是真實，有時會欲速不達。這通自我批評不僅相當公正，而且解釋了他的一些錯誤。1653年時，如果奧利弗·克倫威爾能充分意識到強制解散議會會給清教事業帶來什麼危險，他決不會這麼做。 然而，政策短視雖然有損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政治家形象，卻有助於維護他的正直。他忙於應付眼前的種種困難，無暇制定一個使自己無懈可擊的周密計劃。1647年，奧利弗·克倫威爾帶著一種驚訝的語氣告訴法蘭西大使，當一個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的時候，他的地位是最高的。他對議會說，他早就沒有從天命中得到啟示了。1656年，奧利弗·克倫威爾說：「這些問題和事件不是有所預兆，而是在事務中突然出現。」由於這一系列不可預見的事件，他必須先行一步。而再往前一步，他就被推到護國主的位置上了。他說：「我是出於必要才坐到這個位子上的。雖然說是希望做點好事，但更多是為了防止即將到來的傷害和不幸。我確實預見了這種可能。」 奧利弗·克倫威爾自認從未圖謀高位，因此，他對「製造了必要條件」的指控更是反感。因為這不僅是對他誠信品質的玷污，而且是在宣揚無神論，仿佛這世界已經任由人類翻雲覆雨，而不是歸上帝的管轄。人們說「是護國主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陰謀詭計促成了這一切」，而實際上這些偉大的革命是「上帝的革命」。「當你評判一個人時，說他陰險狡詐或是精明圓滑都無妨，但如果你說主的革命是人類發明的產物，可要當心。」 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話發自肺腑。他覺得自己不過是更高權威手中的一件工具。然而，他用如此強大的力量給事件定性，並將他對事件意義的解釋強加於事件之上，無論是同時代的人還是歷史學家，都不能將他的自由意志範圍限制得如此之小。 「過分注重外來的天意」是奧利弗·克倫威爾自己也承認的缺點。他將事件的表象而不是真相作為導向並不能排除他有自欺欺人的可能性，儘管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正如威廉·莎士比亞所言：「人們可能會按照自己的方式解讀事件，卻完全脫離事務本身。」奧利弗·克倫威爾有時會誤解事實的含義，即使他能充分意識到事實的重要性。他曾經說：「如果事實如此，我們豈能兒戲？」因此，他比黨內其他政治家更務實，更缺乏遠見。同時，他也更開放，更能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和時代的需要。對許多那個時代的政治家來說，遵循老套的政治計劃似乎是政治智慧的最高境界。平等派和蘇格蘭長老會就是典型的例子。盟約者在時勢變化、屢次失敗的情況下仍然堅持舊模式。對此，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是沒有吸取事件的教訓。他對蘇格蘭的牧師說，盟約者對上帝的偉大啟示視而不見，這是固執任性，「因為事務沒有按照他們的想法推進，而偉大的上帝也沒有降臨到他們的思想中」。如果一個人固執地堅持共和制或君主制，他會覺得自己犯了同樣的錯誤。政府形式本身不分好壞。任何一種形式都可能是好的，這取決於當時英格蘭的具體情況和人民的感情，也取決於是否對我們的事業更有利及事件揭示的上帝的目的。據報道，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說，無論通過任何形式實現目的都合法。如果將「形式」理解為政府的形式，將「目的」理解為政治目的，毫無疑問，奧利弗·克倫威爾就是這麼想的。無論他如何改變方法，他的目的都一樣。 威廉·莎士比亞 為了理解奧利弗·克倫威爾的政治目標，有必要討論他說的維護「上帝子民的利益和共和國的利益」的具體含義。奧利弗·克倫威爾給出的順序本身就能說明問題。他的責任對象首先是一部分英格蘭人，然後才是所有的英格蘭人。奧利弗·克倫威爾充滿愛國自豪感。在向議會列舉國家面臨的危險時，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總結說，這些危險不會讓英格蘭人意志消沉。「我確定不會，因為我們是英格蘭人，而這就足以說明一切。」在另一個場合，他說：「跟其他民族一樣，英格蘭人在這世上的聲譽會有變化，但與其他國家相比還是高很多。」在幾次演講中，奧利弗·克倫威爾稱英格蘭人為「世上最好的人民」。他們之所以最好是因為「他們擁有最高貴純潔的信仰，這是他們的無上榮耀。這就是宗教」。說英格蘭人是最好的，還因為在英格蘭人中間有另一個民族，「他們是上帝的掌上明珠」，「上帝的心頭摯愛」，也是「上帝的子民」。他解釋道：「我所說的上帝的子民，指的是在這個國家中各種各樣的虔敬的人們。」換句話說，就是所有的清教徒。 奧利弗·克倫威爾認為上帝子民和國家的利益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但這兩者並不是不可調和。奧利弗·克倫威爾說：「歌聲之所以動聽，因為唱的是這兩種利益的和諧之歌。如果有人認為兩種利益不一致，那是令人同情的空想。」與此同時，上帝子民的自由比公民的自由和國家的利益更重要，「公民的自由和國家的利益次於並且理應次於上帝更特殊的利益。除此之外，上帝已經將最好的事物給予了人類」。宗教自由優先於政治自由。政客們認為：「如果我們能動用聰明才智取得公民自由，那麼宗教自由就會隨之而來。」奧利弗·克倫威爾強烈譴責他們，認為他們是「猶疑分子」，「被顧忌所束縛」。政客們並不比那些漠不關心的世俗之人強多少，因為他們永遠不可能達到事業所要求的「精神高度」。然而，事實是，一半的共和黨人和絕大多數英格蘭人都持有被奧利弗·克倫威爾譴責的觀點。 奧利弗·克倫威爾希望用憲法治理國家。一個能人有統治芸芸大眾的神聖權利。這個理論並沒有迷惑奧利弗·克倫威爾。他清醒地認識到，自治是英格蘭人民的先輩遺產和天然權利。總體上，他接受將民主作為首要原則，即人民主權的觀點，或者用他的話說是「最高權力的基礎在於人民，並由人民的代表決定」。奧利弗·克倫威爾不止一次宣稱，所有政府的終極目標是被管理者的利益。他聲稱自己的政府準則是「一切為了人民。為人民的利益著想，完全不考慮其他利益」。然而，人民的政府並不一定意味著由人民管理。奧利弗·克倫威爾說「這是問題所在。為人民著想，而不是取悅他們」。護國制的歷史是對這段文字的闡釋。為了防止重新陷入無政府狀態或復辟斯圖亞特王朝，必須建立一個穩定的政府。因此，在可能的情況下，奧利弗·克倫威爾決定在議會的協助下讓政府運轉。如果不可能，可以不需要議會。如果有必要暫停人民的自由或在沒有議會批准的情況下徵稅，他也不會猶豫。最終，英格蘭人會意識到他的行為是為了他們的利益。奧利弗·克倫威爾說：「問問他們是願意讓自由意志毀了他們，還是服從必須服從的事？」他相信人們會給出讓他滿意的答覆。 如果有希望逐漸回歸憲政，英格蘭人也能默許這種暫時的獨裁。他們不能接受的是，為了被奧利弗·克倫威爾稱為上帝子民的清教徒少數派的利益，人民主權被永久限制。然而，護國制所有憲法的確立都是為了這個目的。為了這些少數人的利益，《政府文書》限制了議會的權力，使護國主奧利弗·克倫威爾成為憲法的守護者。也是為了清教徒的利益，《謙卑的請願和建議》重新建立了上議院。如約翰·瑟羅所說，上議院的目的是「確保良好利益不受下議院的不確定性影響」。正如另一位奧利弗·克倫威爾支持者承認的，「下議院的精神不僅與上帝的事業沒什麼關係，而且不尊重上帝的事業」。 奧利弗·克倫威爾相信，他的政府所帶來的切身利益，會將國家的多數派融入少數派的統治當中，並「將人民納入耶穌基督的利益範圍」。因此，人民和「上帝的子民」間長期的敵對將最終達成和解。 這是虛妄的幻想。清教主義徒費精力，妄想用武力使英格蘭成為清教主義國家。他們企圖轉變世界信仰的熱情與之一脈相承。支持奧利弗·克倫威爾的黨派逐漸發生了變化，失去了許多「有良知的人」，卻吸引了大量的追名逐利者。這個黨派不再是由宗教利益維繫的政黨，而是由物質利益和政治需要維繫的聯盟。奧利弗·克倫威爾曾經斥責蘇格蘭教士「攪入世俗政策，染指世俗權力」，妄圖建立他們所謂的「基督王國」。奧利弗·克倫威爾警告蘇格蘭教士，「主承諾的錫安[4]」不會建造在「這樣無節制的砂漿」上。然而，奧利弗·克倫威爾自己也犯了同樣的錯誤，清教主義正是建立在流沙上。因此，隨著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去世，護國制消亡，他的努力也因失敗宣告結束。與此同時，奧利弗·克倫威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由於他的利劍，君主專制沒能在英格蘭紮根。也由於他的利劍，大不列顛從內戰的混亂中崛起，成為一個強大的國家，而不再是三個獨立的敵對王國。奧利弗·克倫威爾的嘗試也並不是完全負面。他的政策思想對英格蘭的發展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奧利弗·克倫威爾死後三十年，他為之奮鬥的宗教自由被正式立法。至於與蘇格蘭和愛爾蘭的聯盟，雖然遭到了復辟時期的政治家的破壞，卻由18世紀的政治家實現了。奧利弗·克倫威爾渴望確立的海洋控制權和他試圖建立的大不列顛帝國，都成為現實。就這樣，其他人完善了他設計和嘗試的事業。 在奧利弗·克倫威爾的一生中，他都是一個政黨擁護者，後人無法接受他民族英雄的身份。然而，在致力於個人事業時，奧利弗·克倫威爾也為國家盡忠。在塑造國家未來方面，沒有哪位英格蘭統治者比他做得更多。在行動方面，也沒有哪位統治者比他更明確地展示出「樸素的英雄氣概」。 註解： [1]　這是借用了威廉·莎士比亞在戲劇《尤利烏斯·愷撒》中評價尤利烏斯·愷撒的台詞：「他像一位巨人，跨越了這狹隘的世界。」——譯者注 [2]　威廉·弗朗西斯·派屈克·納皮爾，愛爾蘭人，英國陸軍將軍，軍事歷史學家，巴斯騎士。著有《1807年到1814年庇里牛斯半島和法國南方戰爭史》，下文引用部分出自該書。——譯者注 [3]　費邊戰術，指在兩軍交戰時，避免壕溝戰和正面會戰，採用小規模衝突、切斷對方物資供應、消磨對方鬥志等方式拖垮敵軍的戰術。——譯者注 [4]　聖典中的耶和華居住之地，是一個正義、忠誠、純潔的烏托邦，和代表世俗與罪惡的「巴比倫」相對。——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