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史 · 第28章 政黨與政治家

精彩看點 三個政黨——埃德蒙·巴頓的內閣——喬治·里德和反對黨——克里斯·沃森與工黨——「白澳政策」——肯納卡勞動力——查爾斯·金斯頓——調解和仲裁法案——第一屆阿爾弗雷德·迪肯政府——克里斯·沃森政府——里德—麥克萊恩政府——第二屆阿爾弗雷德·迪肯政府——克里斯·沃森退休——工黨領袖安德魯·費希爾——第一屆安德魯·費希爾政府——「聯合」政府——第二屆安德魯·費希爾政府——約瑟夫·庫克政府——面臨解散——僵局——第三屆安德魯·費希爾政府——威廉·莫里斯·休斯政府——偉大的歐洲戰爭 歷史就像延綿的山脈，後人只有站在遠處才能看到它的整體面貌。歷史老人又完成了一部作品。這部巨作摻雜著卑鄙的陰謀、野心勃勃的欲望、崇高的理想、高尚的愛國情懷，以及各種動機和力量。其結尾一定會出現幾位閃耀著光輝的偉大人物，他們躊躇滿志，成就了一段輝煌歷史。當時，許多人早已名聲大噪，卻無法避免被世人遺忘的結局。隨著時間的流逝，一些曾在報紙上轟動一時的大事件似乎也無足輕重了。與近觀這段歷史的學生不同的是，系統學習了澳大利亞聯邦歷史的學生的觀察角度和結論顯得與眾不同。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事情並不僅僅是曇花一現，而是與澳大利亞制定的政策路線息息相關。在什麼地方實行相關政策，需要如何變通實行，以及這樣做的最終結果究竟是好是壞等，沒有人預料得到。但這些政策依然非常重要，因為它們代表了澳大利亞當時的主流思想。 1901年至1903年的第一屆聯邦議會有三個政黨，分別是埃德蒙·巴頓政府的支持者，他們都是貿易保護論者；喬治·里德領導的反對黨，他們支持為增加收入設置的關稅；克里斯·沃森領導的工黨。在聯邦制建立前，政府的五名大臣都擔任過各自州的州長，他們是約翰·弗利斯特、查爾斯·金斯頓、喬治·特納、威廉·萊恩、菲利普·費什和阿爾弗雷德·迪肯。阿爾弗雷德·迪肯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政治演說家，他的文化修養和個人魅力為他贏得了政壇以外的影響力。只有一個經驗豐富的政府才能在新憲法的制約下，對澳大利亞進行強有力的管理。然而，澳大利亞政府的領導人眾多，但各領導人並不能和平相處、共求發展，就像一支軍隊里個個都是將軍，交響樂隊里個個都想當指揮一樣。執政期間，埃德蒙·巴頓成功讓政治家們保持步調一致，協同作戰，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反對黨的領袖喬治·里德為人和善。亨利·帕克斯去世後，他成了澳大利亞政治界最活躍的人物。幽默感只是他眾多才能中的一項，更難得的是，他擁有飽含熱情卻不失莊重的雄辯能力。因此，幽默感加上敏捷的思辨能力，喬治·里德可以魔法般地將對方的無心之語變成諷刺之詞，然後還治其身。 工黨在澳大利亞的兩個議院中共有二十四名成員，大都支持埃德蒙·巴頓政府。但作為一個獨立黨派，工黨也有遠大的計劃，即成立代表工黨的政府，並在澳大利亞推行自己奉行的政策。當然，當時並沒有人知道這項計劃。工黨的領袖克里斯·沃森曾是新南威爾斯議會中的一名工黨成員，但他當時並沒有機會脫穎而出。聯邦政府成立後，他很快在政界嶄露頭角。克里斯·沃森為人穩重，謙和有禮，是一位說理清晰的演說者，也是一名機智敏銳的資深議員。 1904年，工黨政府開始執政，但從聯邦政府成立起，工黨就握住了澳大利亞政局的鑰匙。工黨成員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在關稅法案通過前，澳大利亞一直實行保護性財政政策。工黨中的一些人，尤其是來自新南威爾斯的成員，都強烈奉行自由貿易政策。但只要政黨內部保持團結，最後的票數仍然足以確保其堅持的立法法案成為法律。擺脫黨派影響的唯一方式是在工黨否決內閣議案時，讓反對黨支持政府。但反對黨的主要目的是讓工黨政府下台，因此，想要獲得反對黨的支持不太可能。之所以說工黨握住了澳大利亞政局的鑰匙，是因為在大多數重大問題上，工黨能夠助埃德蒙·巴頓政府一臂之力。如果沒有工黨的支持，埃德蒙·巴頓政府的很多措施極有可能難以實現。此外，到目前為止，工黨的管理體制依然不為人知。在對政治計劃十分關鍵的一些問題上，工黨成員都宣誓投票支持，但在其他問題上，他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投票。這種黨內紀律賦予了工黨高度的凝聚力，並增強了其影響力。 克里斯·沃森（1867—1941） 埃德蒙·巴頓政府在第一屆任期內的兩項措施都是為了實行埃德蒙·巴頓的「白澳政策」，其中一項是禁止有色人種進入澳大利亞，另一項是將肯納卡人趕出昆士蘭的甘蔗種植園。淘金熱以來，澳大利亞反對無差別移民的呼聲日益高漲，聯邦議會最早制定的法案之一就是通過一套全面的排外政策。導致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貿易工會反對引入黑人勞動力，因為黑人會導致整個勞動階級收入及生活水平低下。不可否認的是，這一原因發人深思，但該政策也是出於整體利益考慮。如果有人研究過將黑人引入美洲後造成的後果，一定會對面臨類似問題的澳大利亞的未來感到擔憂。中國人迅速進入澳大利亞的各大城市，對當地政府產生了一定警示作用。 1900年3月，墨爾本春天大街國會大廈外，針對「白澳政策」的遊行隊伍 埃德蒙·巴頓希望謹慎一點，儘量不要通過使英國政府尷尬的法律。一些官員在信件中發出了警告，暗示如果以種族膚色為由禁止其他民族進入澳大利亞，「將與英國內外一以貫之的平等原則背道而馳」。事實上，英屬領地可以自由規定自己的移民政策，這是既定的法律。埃德蒙·巴頓政府提出的法案是根據殖民地初期實施的法律改編的，即教育程度測試。該測試要求移民必須使用指定的歐洲語言，在寫作測試部分提交不少於五十字的作文。1905年，該法案通過修訂，規定教育程度測試包括用「任意指定語言」寫一篇五十字的作文的能力。因此，在執行這項法案時，官員們擁有「指定」一種移民們不太熟悉的語言的權力。在歐洲移民中，類似的測試已經很少使用，其真正意圖是為了驅逐其他民族。1934年，由於政治上的原因，為了驅逐捷克作家埃貢·基施，紐西蘭人傑拉爾德·格里芬曾濫用職權。後來，測試政策以失敗告終。但1936年，一位官員再次故技重施，成功驅逐了英國公民弗里爾夫人，而這麼做僅僅是由於個人原因。後來，澳大利亞政府允許弗里爾夫人入境。也正是因為這項法律，來自亞洲國家的持有一年有效期護照的商人、旅客、學生以及訪客可以進入澳大利亞。反對者批評這項法律，稱本來可以直接驅逐外來民族，現在卻要濫用法律作為託辭。教育程度測試政策的支持者更傾向這種誠實直接的方法，但遭到了英國政府的反對。英國政府認為教育程度測試是執行這項政策的最佳方式。1901年的移民限制條例被納入法律，後來，經過幾次修正後漸漸得到完善。 埃貢·基施（1885—1948）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還通過了關於太平洋島民的法案。第二十五章中已經敘述了肯納卡人來到昆士蘭的經過。立法制度的完善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販賣黑人的貿易行為。然而，肯納卡人的文明程度越高，昆士蘭就越難擺脫他們。肯納卡人已經成為當地工業的永久標記。為了避免標籤化，澳大利亞決定採取行動。太平洋島嶼勞工法遣回了1906年後滯留在澳大利亞的肯納卡人。但後來的法案規定，由於在澳大利亞生活了二十年以上的肯納卡人返鄉可能會有生命危險，因此，擁有土地的肯納卡人可以繼續留在澳大利亞。最後，聯邦政府遣回了約三千六百名肯納卡人。擁有種植園的人聲稱只有黑人勞動力才能生產出糖，沒有他們，製糖產業將會消亡。但通過對進口糖徵收重稅，聯邦政府保護了澳大利亞種植園的本地市場，還對使用白人勞動力的產糖工廠進行獎勵。1902年的立法細則時有變化，但總體原則是一致的。關於製糖產業消亡的預言並沒有實現。相反，製糖產業蒸蒸日上，甘蔗種植園越來越多，糖的產量也逐漸增加。1897年至1898年，澳大利亞的產糖量為一百零三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噸，1938年至1939年高達五百六十八萬噸。 查爾斯·金斯頓的辭職加速了埃德蒙·巴頓內閣在第一屆議會結束前的解體。來自南澳大利亞的查爾斯·金斯頓身材魁梧，他的激進傾向與工黨的很多觀點不謀而合。作為海關大臣，他提交了第一份保護主義關稅法案，並獲得了立法機構的支持。工黨迫切需要建立大英國協調解和仲裁法院解決勞動糾紛，查爾斯·金斯頓對籌備此事很感興趣。但對內閣審查後的議案並不滿意，因為該議案沒有將從事沿海貿易的水手包括在內。在埃德蒙·巴頓的引導下，查爾斯·金斯頓的同事們認為水手問題應該屬於航海法案的處理範圍，但查爾斯·金斯頓無法忍受水手被排除在仲裁法院之外，於是離開了政府。當時，由於身體欠佳，他辭職後並沒有繼續活躍在聯邦政界。1907年5月12日，由於長期受到疾病的困擾，查爾斯·金斯頓病逝，結束了其奮鬥一生的事業。 查爾斯·金斯頓雖然擁有激進的民主思想，擅長起草議會法案，但他性情高傲。演講時，他的聲音鏗鏘有力，洪亮如雷；起草議會法案時，他的語言犀利準確，文風篤定，表達簡潔無誤而且傳神達意。一些複雜冗長的表達，如「任何人因表達方式違反上述條款而被控罪，在沒有正當原因或理由的情況下，並被具有簡易司法管轄權的法院宣判罪名成立，須交不超過二十英鎊的罰款」，在他的筆下簡化成了「言詞不當者處罰二十英鎊」。奇怪的是，不管是法庭還是個人，都能準確理解其中的意思。 查爾斯·金斯頓辭職幾個月後，埃德蒙·巴頓也從爭論中從容抽身，退到了高級法院。後來，議會通過了一項關於法院構成的法案。這項法案也是憲法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澳大利亞首席大法官一職由昆士蘭的首席大法官塞繆爾·格里菲斯擔任，埃德蒙·巴頓擔任第二法官，第三法官由理察·奧康納擔任。自從聯邦運動以來，理察·奧康納一直是參議院中的代表之一。 澳大利亞的第二任總理是阿爾弗雷德·迪肯。在1903年12月的大選中，阿爾弗雷德·迪肯擊敗對手保住了執政黨的地位。在其他兩黨受挫的情況下，工黨占據了優勢，在眾議院的七十五個席位中獲得了二十四個席位，在參議院的三十六個席位中獲得了十五個席位。政府完全依賴工黨的支持。如果工黨對政府的某一政策存在質疑，只需要讓幾個反對派加入其陣營，就能讓政府成為少數派，因為阿爾弗雷德·迪肯的支持者只有二十七個，喬治·里德的支持者有二十四個。 理察·奧康納（1851—1912） 在投票通過調解與仲裁法案時，出現了這類情況。仲裁法案可以說是擊敗埃德蒙·巴頓政府的主要原因。阿爾弗雷德·迪肯不同意其中一項條款，條款的內容是國家公務員有要求僱傭他們的政府加薪上訴至聯邦法院的權力。克里斯·沃森及其支持者堅決支持這一條款。在反對派的幫助下，他們通過了《仲裁法案》。於是，1904年4月21日，阿爾弗雷德·迪肯宣布辭職。接下來發生的一系列事情讓人很難理解。澳大利亞人早晨醒來時，都不知道當天主持政府事務的政黨是哪一個。 隨後，克里斯·沃森領導的工黨政府上台。1904年8月12日，工黨政府的執政生涯結束。工黨政府抵制了最具爭議性的《調解與仲裁法案》的修正案後，最終被擊敗，讓位於從埃德蒙·巴頓、阿爾弗雷德·迪肯黨系和支持喬治·里德的反對派中脫胎而出的政府。喬治·里德擔任澳大利亞總理，他的助手是維多利亞時代的艾倫·麥克萊恩。阿爾弗雷德·迪肯一直支持喬治·里德政府。1904年，喬治·里德及其政府下台。其間，阿爾弗雷德·迪肯發表了一次重要演講。喬治·里德從中解讀到，召開議會大會時，他將失去剩下的支持者，這些人希望前總理成為新的領導人。如果沒有這些人的支持，喬治·里德無法繼續執政，因此他決定辭職。1905年6月召開議會時，喬治·里德提出引入《選舉法案》。他的用意很明顯，即通過法案結束其執政生涯，然後進行普選。他希望在選舉中凝聚政黨力量，不再依賴阿爾弗雷德·迪肯。 然而，喬治·里德的對手是阿爾弗雷德·迪肯和克里斯·沃森，兩個人都是非常機敏狡猾的政客。阿爾弗雷德·迪肯認為，一些人希望他可以在工黨的幫助下取代喬治·里德政府，因為這樣一來，他就可以與克里斯·沃森聯手，推行對雙方都有利的政策。在很多方面，阿爾弗雷德·迪肯及其利益集團與克里斯·沃森領導的工黨中間派的利益一致。 阿爾弗雷德·迪肯的計劃成功了一部分。於是，他發起了一項缺乏支持的提議，並在工黨的幫助下得以實行。其間，他經歷了一系列充滿謾罵和惡意誹謗的不愉快爭論。但阿爾弗雷德·迪肯和克里斯·沃森並沒有結盟。如果克里斯·沃森表現得更溫和一些，他的派系也許不會面臨現在這樣的局面，他的支持者會認為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仍然是正確的，只要再加上一點耐心就可以強大到成立自己的政府。遺憾的是，他們手中的權力尚未成熟，與其和他人共享勝利果實，不如耐心等待時機成熟。他們的支持者妒忌沒有與其他黨派劃清界限的「勞動人民」。因此，工黨在眾議院有十七個支持者，其中七位是內閣成員。藉助工黨的勢力，阿爾弗雷德·迪肯上台。 阿爾弗雷德·迪肯政府成立於1905年7月5日，結束於1908年11月10日，歷時三年四個月。1907年，克里斯·沃森辭去了工黨領導人的職位，由安德魯·費希爾繼任。後來，克里斯·沃森退出議會。其他政黨都為他感到惋惜，因為他為人公平，處事冷靜，是一位謙卑有禮、能力出眾的政治領袖。安德魯·費希爾是一個蘇格蘭人，年輕時來到昆士蘭，由此進入議會，並隨著聯邦運動加入了聯邦大本營。由於不善言辭，他曾失去了一些支持者。然而，通過不斷練習，他提高了自己在辯論中的敏銳度。他不僅具有蘇格蘭人的細心，還具有頑強的意志，他的對手稱其為純粹的固執。安德魯·費希爾雖然精明中不乏愚鈍，敏銳中略顯遲緩，但他從不失尊嚴。在沒有激烈言辭煽動時，他對人一直很有禮貌。他曾在公開場合說：「我知道我的缺陷。」他確實清楚了解自己的缺點，從不做超出自己能力範圍的事。同時，他為人忠誠可靠、堅定正直。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源自於此。 在安德魯·費希爾的領導下，工黨朝政治力量獨立的方向邁出了重要一步。工黨一直支持阿爾弗雷德·迪肯政府，但在處理具有爭議性的議案時，雙方產生了分歧。這件事將在下一章中敘述。當時，安德魯·費希爾非常冷靜地稱不再給予阿爾弗雷德·迪肯政府支持。沒有了工黨的支持，阿爾弗雷德·迪肯政府很快垮台。隨後，第一屆安德魯·費希爾政府成立。 安德魯·費希爾（1862—1928） 事實上，議會團體中勢力較強的一方曾支持阿爾弗雷德·迪肯政府。現在，這個團體成了執政方。勢力較弱的一方也曾在關鍵時刻支持阿爾弗雷德·迪肯，幫助其上台。然而，這樣的局勢會持續多久？現行政府並沒有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因此，它一定會在下一次大選時盡力爭取更多選票。但想要獲得額外票數的支持，只能犧牲一些成員的現有支持票數。這些成員中的許多人代表傾向工黨的選民，因此，他們所處的環境就像向一頭野獸投食，等到時機成熟時，野獸一定會將其一口吞下。政客們當然不願意任人宰割。普選即將來臨。每過一天，工黨政府的非工黨支持者就會越來越不安。他們中的一些人和喬治·里德為首的反對派私下協商，認為雙方聯手擊敗現行政府的可能性更大。 但雙方聯合後的領導人應該由誰擔任是一個需要深思的問題。喬治·里德並不受大多數支持阿爾弗雷德·迪肯的人的歡迎，他的政治搭檔約瑟夫·庫克也不是很受人們愛戴。因此，阿爾弗雷德·迪肯成了最合適的人選。阿爾弗雷德·迪肯曾公開表示不願意在通過黨派合作建立的政府內任職，但迫於壓力和朋友們的影響，最終還是妥協了。他本來身體欠佳，希望卸任後多休息幾年。現在，他禮貌地寫了一封信給安德魯·費希爾，友好地通知他自己不能再繼續支持其政府。現行政府再次失去了主要力量的支撐，只能退下陣來。 1909年6月，新的合作政府成立，被稱為聯合政府或迪肯—庫克政府。喬治·里德作為聯邦高級專員被派往倫敦。然而，在1910年4月的普選中，澳大利亞的許多選民對上述複雜情況十分迷惑，表現出反對政府的態度。但工黨面臨的形勢一片大好，在參議院和眾議院的議會選舉中獲得了大多數選票。在參議院，由於一半的參議員棄權，工黨獲得了所有選票。在眾議院，工黨獲得了四十二票，另外兩位無黨派人士保持中立。 諷刺迪肯—庫克政府的漫畫 因此，安德魯·費希爾再次成為澳大利亞聯邦的總理。當時，他領導的政府的組成方式在立憲政府史上頗為新穎。澳大利亞政府的常見模式是效仿英國，由總督委任通過辯論獲得多數支持的領導人組建政府，再由投票選出的總理挑選大臣。但工黨的組織結構與其他政黨不同，其成員必須忠於工黨年度大會制定的政治綱領。1904年召開的大會出台了一條法令，規定以後的工黨政府不再由總理直接任命，而是由聯邦的全體工黨成員選舉產生。安德魯·費希爾意識到，他必須依賴人數眾多的強大政黨的力量，於是，決定貫徹執行這項法令。1910年4月至1913年5月，政府成員都是通過投票方式選舉出來的。安德魯·費希爾第二次擔任總理期間，根據法律建立了聯邦銀行。1913年，聯邦銀行正式開始營業。 1913年的大選見證了曾經活躍在政壇的阿爾弗雷德·迪肯的淡出。多年來，繁忙的公務和官場的勾心鬥角使他的身體每況愈下。隨後，約瑟夫·庫克當選聯合黨的領袖。但民意調查卻令他哭笑不得。工黨失去了眾議院的部分席位，約瑟夫·庫克以一票的微弱優勢重回眾議院。這意味著工黨選出代表自己的發言人後，在人數上就不占優勢了。然而，工黨在參議院占絕對數量優勢。因此，新上任的約瑟夫·庫克政府無法下達任何命令，除非獲得反對黨的支持。很快，約瑟夫·庫克政府決定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議會根本無法正常運轉。同時，約瑟夫·庫克面臨一個嚴峻挑戰，被要求執行兩份議案，但兩份議案牽涉到他和安德魯·費希爾代表的兩個黨派的利益。其中一份議案是恢復郵局投票。之前取消郵局投票是因為有人宣稱其弄虛作假。另一份議案是取消仲裁法院規定的對工會會員的特別優待。眾議院通過激烈爭論後通過了兩份議案，但參議院很快否決了議案。約瑟夫·庫克政府打算利用憲法掃除障礙，於是強行在眾議院通過了議案，試圖讓參議院進行第二次否決。走完這些程序後，約瑟夫·庫克建議總督解散兩個議院。 阿爾弗雷德·迪肯（1856—1919） 新上任的總督羅納德·蒙羅—弗格森面對這種複雜情況，十分苦惱。工黨認為解散任期未滿一年的議會是不合理的。在立憲政府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情況。 羅納德·蒙羅—弗格森是一名資深議員，在黨派紛爭的漩渦中積累了很多經驗。他為人沉著冷靜，決策果決，曾是眾議員的「黨鞭」。更重要的是，他很清楚自己擁有的權力。對當前的形勢，他認為是議會無法給出令人滿意的結果導致的。因此，他解散了眾議院和參議院。後來發生的事證明他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1914年的大選中，工黨在兩個議院都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歐洲戰爭爆發六個星期後，第三屆安德魯·費希爾政府上台。安德魯·費希爾面臨的困難並非來自議會，而是英國和國際方面的壓力。 1915年底，安德魯·費希爾辭職，接任了喬治·里德的高級專員一職。總檢察長威廉·莫里斯·休斯成為新一屆總理。 以上就是澳大利亞聯邦成立後前十五年間的黨派鬥爭。在普通人看來，這可能是一場「風箏與烏鴉的鬧劇」。然而，混亂鬥爭的意義遠非於此。政治力量如同自然界的力量一樣，其撕扯搶奪的方式會讓最善良平靜的心靈感到不安。參與鬥爭的不僅有追逐私利的「聯邦蛀蟲」，也有心懷大志、立場堅定的政治領袖。他們為了不同的原則體系互相爭奪。一個新政黨的迅速崛起勢必會帶來政治關係的新一輪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