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之如儀 · 楔子
那口從中國帶來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媽家的客廳里。爸媽家在康乃狄克州，那所房子是我長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頭刻的一隻虎爪緊抓地面，在擺著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設計的家具的客廳一角，對我頻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複的銅件，再闔上厚重的蓋子。箱裡什麼都有：中國的秘聞，樟腦的氣息，以及在另一個時間地點穿著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繡花絲袍，爺爺的無尾晚禮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馬褲，阿嬤許媽針腳可愛的圍裙，媽夏天到香港買的幾件修身高領開衩旗袍。我迅速翻弄這些衣服，對它們如數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將它們折了又疊，這是從小做慣的事。爸教過我怎麼折旗袍，折時要注意領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我還記得自己曾因爸這麼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尷尬，但他告訴我，那是小時候從他母親那兒學來的。
此刻，我發現了我要找的東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張幼儀——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鏡與良師——開的雲裳服裝公司里曾賣過的那種款式。從小，我就擁有這件衣裳，有一天，它從爺爺奶奶自上海帶來的家當里冒出來。雖然衣服上沒貼標籤，但一天午後，我們在家中的箱子裡翻翻尋尋時，幼儀一眼就認出了它。「這是我店裡來的。」她說。那高興的口氣，仿佛遇見了老友。打從那天起，我就把這衣服當作幼儀的，而且毫不猶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對我的饋贈一樣。是這件衣服把我們牢牢系在一塊兒，載著我們跨越了歲歲年年。
家裡大部分親戚，我似乎生下來就認得，但認識幼儀姑婆的情況卻不一樣。我清楚記得初見面的情景。那是1974年，當時我九歲，我們張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於中央公園西路（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1954年移民紐約後，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裝設計師。她穿著剪裁考究的旗袍，頭髮用假髻綰得高高的，臉上抹得蒼白，還搽了鮮紅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會。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間，問我們為什麼沒變胖些、瘦些、聰明些，或是手腳怎麼沒變麻利些，嘴巴沒變甜些；當我們回答得結結巴巴時，她就用上海話笑我們。在四姑婆面前，誰都不許戴眼鏡，連媽也包括在內，她受不了別人這副醜樣子。
初遇幼儀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進四姑婆的客廳，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鏡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雙人椅另一頭。她儀態端莊，沒有架子，和雍容華貴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很詫異這陌生客竟被允許不摘眼鏡。
爸向我們幾個孩子宣布：「這是你們的二姑婆，也就是張家二姐，剛從香港到這兒。」
我羞怯地靠近幼儀，在鄭重與她握手之時，目光穿透那副眼鏡，直入她的雙眸。眸中閃著熟識的光芒，好像她自某個遙遠的地方就將我銘記在心似的。我記得自己當時立刻有種可以信賴這位女士的感覺。
她住在曼哈頓北部東區的一所公寓裡，第二任丈夫過世後，才從香港搬來。張家人給她起了個諢名叫「親伯伯」，顯然是調侃她有幾分男子氣。我注視著她的短髮和深色褲裝，喜歡從她身上傳出的信息：我討厭裙裝，過去人家老喊我「野丫頭」。雖然爸媽從未提起，但我從同輩堂親和姑姑們那兒聽過她離婚的曖昧傳言，他們用一種暗示著丟臉、可悲的口吻，談論她離婚的事。我直視她的臉，想要搜尋「丟臉」或「可悲」的信息，卻只看到平靜和智慧。初次相見的那晚，我並沒有和她說上幾句話。雖然我經常在後來的家族聚會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後，才開始與她交談。
1979或1980年的夏天，爸打電話給幼儀，邀她來康乃狄克小住數日。他倆顯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會上討論過這趟遠行的可能性。1940年出生的爸，從孩提時代就和幼儀很熟，那時爸家住上海，轉角就是幼儀家。1949年以後，爸和家人便輾轉到香港、東京、巴西聖保羅，然後到美國。幼儀也在同年離開中國內地，前往香港，在那兒認識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他去世之後。
初訪康州的幼儀帶來了粽子的食譜和製作材料，媽和我在幼儀監督之下，把肉餡和糯米準備好，然後將大片竹葉放在水裡泡軟待用。第一個粽子包出來以後，幼儀宣布我們的努力成功了。此後每年夏天，幼儀都會帶份新的食譜來，有一年是餃子，還有一年是蝦醬。她會在我們準備做菜時仔細監工，然後給我們的成品打分。我喜歡她那種從容不迫、細心周密的方法。我們煮東西時，她就夾雜著英語和中文告訴我中美與古今之別。我在家是講英語長大的，讀高中時才開始學中文。幼儀與我交談時，從來不譏責我太美國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說的中國的口氣。張家這邊的親戚中，沒有人是以這樣輕鬆的態度和我說話的，連我自己的爸和爺爺奶奶都一樣。
當時處於青少年時期的我，正陷入強烈的認同危機。身為張家第一代在美國出生的人，我徘徊於兩種文化之間，卻不知如何取捨。身為華裔美國人的我，渴望擁有可以讓自己認同的國家，想要追求一個和自己的過去毫不相干的未來。我熱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卻又對自己的傳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開始在哈佛大學就讀，由於東亞研究系聲譽卓著，便選為主修科系。本想藉此達到了解中國的目的，卻因為要系統分析中國的政治和文化傳統而產生困惑。令人氣餒的是，我所學的東西並未引起我的共鳴，而主修其他學科的同學卻暗示我「天生」就應該具備有關中國的知識，也讓我深惡痛絕。如果我對中國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們大都是美國人），那我出了什麼問題？難道我不夠中國？我經常如此戒慎恐懼。
那年在研讀「中國史概論」這門課（同學都戲稱這是「稻田課」）時，無意中在一些課文里發現張家人的名字，他們經常被與「五四」時代（約1919至1926年）相提並論。這個時代見證了傳統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領風騷之下所經歷的劇變。1919年5月4日，天安門廣場發生了中國史上第一次擁護民主的示威活動，「五四」之名由此而來。這個時代的貢獻之一，是產生了新文體和新文學。我的兩位伯祖張嘉森和張嘉璈，也就是張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與銀行界的成就而為人所褒獎。我自小就認識二伯祖與四伯祖，他們於20世紀70年代中期過世後，每次我去舊金山探望爺爺奶奶，都會到他們位於加州一座山邊的墓地致敬。
令我驚訝的是，姑婆張幼儀也因為和徐志摩離婚而被提及，後者是將西方詩律引進中國現代詩，並協助創辦影響文壇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詩人，名噪一時。他們的離婚事件常被稱為「中國第一樁現代離婚案」。
大學第一個暑假自校返家後，我熱切等待幼儀來訪。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長輩和不諳世故的移民，這位女士和我在閱讀課本時所想像的女中豪傑會是同一個人嗎？她到訪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書本，央求她從頭告訴我她的故事。
即奶媽。——譯者注
即張君勱和張公權。——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