矮紙集 · 當代野人系列三篇

三列馬 「三」是《三國演義》，「列」是《東周列國志》，「馬」是馬克思主義。 耿四喜是梨園世家，幾代都是吃戲飯的。他父親是在科班抄功的，他善於抄功，還善於「打通堂」。科班裡的孩子嘴饞，有的很調皮，把老闆放在冰箱裡的燒雞偷出來，撕巴撕巴吃了，老闆知道了，「打通堂!」一個孩子在台上尿了褲子，「打通堂!」全科班的孩子都打屁股，叫做「打通堂」。耿四喜的父親在鼻窩裡用鼻煙抹了個蝴蝶，用一條大白手絹纏了手腕，叫學生挨個兒趴在板凳上，把供在祖師爺牌位前的板子「請」下來，一人五板或十板。用手絹纏腕子是防備把腕子閃了。每人每板，都一樣輕重，不偏不向，打得很有節奏。打完一個，提上褲子走人，「下一個!」這些孩子挨打次數多了，有了經驗，姿勢都很準確利落。「打通堂」培養了他們的同學意識，覺得很甘美。日後長大了，聚在一起，還津津樂道，哪次怎麼挨的打，然後舉杯共進一杯二鍋頭：「干!」 耿四喜是個「人物」。 他長得跟他父親完全一樣，四楞子腦袋，大鼻子，闊嘴，渾身肌肉都很結實，腳也像。這雙腳寬，厚，筋骨突出，看起來不大像人腳，像一種什麼獸物的蹄子。他走路腳步重，抓著地走。凡是「練家」都是這樣走，十趾抓地。他很能吃，如《西遊記》所說「食腸大」。早點四兩包子，兩碗炒肝；中午半斤豬頭肉，一斤烙餅；晚上少一點，喝兩大碗棒子粥就得。 他學的是武花臉，能唱《白水灘》這樣的摔打戲，也演過幾場，但是台上不是樣兒，上下身不合，「山東胳臂直隸腿」，以後就一直沒有演出。劇團成立了學員班，他當了學員班抄功的老師。幾代家學，抄功很有經驗。他說話有個特點，愛用成語，而且把成語的最後一個字甚至幾個字「歇」掉。學員練功，他總要說幾句話勉勵動員： 「同學們，你們都是含苞待，將來都有錦繡前。練功要硬砍實，萬萬不可偷工減。現在要是少壯不，將來可就老大徒了!踢腿!——走!」 他愛瞧書，《三國演義》、《東周列國志》看得很熟。京劇界把《三國演義》和《東周列國志》合列為「三列國」。三國戲和列國戲很多，不少人常看這兩部書，但是看得像耿四喜這樣滾瓜爛熟、倒背如流的，全團無第二人。提出「三列國」上的大小問題，想考耿四喜，絕對考不倒!全團對他都很佩服，送了他一個外號：「耿三列」。沒事時常有人圍著要他說一段，耿四喜於是繪聲繪色，口若懸河，不打一個「撥兒」，一講半天。於是耿四喜除了「耿三列」之外，還博得另一個外號：「耿大學問」。 「文化大革命」，天下大亂，一塌糊塗。成立了很多「戰鬥隊」。幾個人一捏估，起一個組名：「紅長纓」、「東方紅」、「追窮寇」……找一間屋子，門外貼出一條濃墨大字，就可以占山為王，革起命來：「勒令」「黑幫」交待問題，寫大字報，違反憲法，闖入民宅，翻箱倒籠，搜查罪證。耿四喜也成立了一個戰鬥組。他的戰鬥組的名字隨時改變，但大都有個「獨」字：「獨立寒秋戰鬥組」、「風景這邊獨好戰鬥組」，因為他的戰鬥組只有他一個人，他既是組長，又是組員。他不需要擴大隊伍，增長勢力。後來「革命群眾」逐漸形成兩大派，天天打派仗，他哪一派也不參加，自稱「不順南不順北戰士」。北京有一句土話，叫做「騎著城牆罵韃子——不順南不順北」。不過斗黑幫的會，不論是哪一派召開的，他倒都參加的。同仇敵愾，義憤填膺，口沫橫飛，聲色俱厲。他斗黑幫永遠只是一句話，黑幫交待問題，他總是說：「說那沒用!說你們是怎麼黑的!」 中國的事情也真是怪，先給犯錯誤、有問題的人定了性，確立了罪名，然後發動群眾，對「分子」圍攻，迫使「有」問題的人自己承認各種莫須有的問題，輪番轟炸，疲勞戰術，七斗八斗，斗得「該人」心力交瘁，只好胡說八道，把自己說成狗屎堆，才休會一兩天，聽候處理。這種辦法叫做「搞運動」。這大概是中國的一大發明。 黑幫對耿四喜還真有點怵。不是怕他大喊大叫，而是怕他的「個別教練」。他每天晚上提出一個黑幫，給他們輪流講馬列主義。他喝了三兩二鍋頭、一瓶啤酒，就到「牛棚」門外叫：「×××，出來!」這×××就很聽話地隨著他到他的戰鬥組，耿四喜就給他一個人講馬列主義，這叫「單個教練」。耿四喜坐著，黑幫站著。每次講一個小時，十二點開始，一點下課。耿四喜真是個「大學問」，他把十二本「幹部必讀」都精讀了一遍。「剩餘價值論」、「政治經濟學」、「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都能講得下來。《矛盾論》、《實踐論》更不在話下。他講馬列主義也是愛用歇後語：「剩餘價」、「上層建」、「經濟基」…… 因為耿四喜熟讀馬列主義經典著作，使劇團很多人更加五體投地，他們把他的外號「耿三列」修改了一下，變成了「三列馬」。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耿四喜調到戲校抄功，他說話還是愛用歇後語。 耿四喜忽然死了，大面積心肌梗塞，搶救無效，嗚呼哀哉了。 開追悼會時，火葬場把蒙著他的白布單蓋橫了，露出他的兩隻像某種獸物的蹄子的腳，顏色發黃。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四日 大尾巴貓 「文化大革命」調動了很多人出奇的洞察力和想像力，每天都產生各色各樣的反革命事件和新聞。華君武畫過一張漫畫，畫兩位愛說空話的先生沒完沒了地長談，從黑鬍子聊到白鬍子拖地，還在聊。有人看出一老的枕頭上的皺褶很像國民黨的黨徽——反革命!有人從小說《歐陽海之歌》的封面下面的叢草的亂繞中尋出一條反革命標語：「蔣介石萬歲!」有人從塑料涼鞋的鞋底的壓紋里認出一個「毛」字，越看越像。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神經過敏，疑神疑鬼。有人上班，不干別的事，就傳播聽信這種莫須有的謠言，並希望自己也能發現奇蹟，好立一功。劇團的造反派的頭頭郝大鑼（他是打大鑼的）聽到這些新聞，慨然嘆曰：「咱們為什麼就不能發現這樣的問題呢!」他曾希望，「『文化大革命』勝利了，咱們還不都弄個局長、處長的噹噹？」他把希望寄托在挖反革命上，但是暫時還沒有。 劇團有個音樂設計，姓范名宜之，他是文工團出身，沒有受過正規的音樂訓練。他對京劇不熟，不能創腔，只能寫一點序幕和幕間曲，也沒有什麼特點，不好聽。演員挖苦他，說他寫的曲子像雜技團耍罈子的。他氣得不行，說：「下回我再寫個耍盤子的!」他才能平庸，但是很不服氣。他鬱郁不得志，很想做出一點什麼事，一鳴驚人。業務上不受尊重，政治上求發展。他整天翻看報紙文件，想從字裡行間揪出一個反革命。——他揪出來了! 劇團有個編劇，名齊卓人，把《聊齋志異》的《小翠》改編成為劇本，故事大體如下：御史王煦，生有一子，名喚元豐，是個傻子。一隻小狐狸在王煦家後花園樹杈上睡著了。王煦的緊鄰太師王濬是個奸臣。王濬的兒子很調皮，他用彈弓對小狐狸打了一彈，小狐狸腿上受傷，跌在地上。王元豐雖然呆傻，卻很善良，很愛小動物，就把小狐狸抱到前堂，給它裹傷敷藥，他說這是一隻貓。僮兒八哥說：「這不是貓，你瞧它是尖嘴。」王元豐說：「尖嘴貓!」八哥又說：「它是個大尾巴!」元豐說：「大尾巴貓!」八哥說他認死理兒，「貓定了」，毫無辦法。（下略） 范宜之雙眼一亮：「『大尾巴貓』說的是什麼？這不是反革命是什麼？」他拿了油印的劇本去找郝大鑼，郝大鑼聽了范宜之的分析，大叫了一聲：「好!」范宜之洋洋得意，郝大鑼欣喜若狂。當即召集各戰鬥組小組長開緊急會議，布置戰鬥任務，連夜趕寫大字報，準備戰鬥發言。 大字報鋪天蓋地，批鬥會大喊大叫。一開頭齊卓人真有點招架不住。這是無中生有，胡說八道!有一個編導，是個老劇人了，齊卓人希望他出來說幾句公道話，說文藝作品不能這樣牽強附會地分析，不料他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火上加油，用紹興師爺的手法，離開事實，架空立論。他是寫過雜文的，用筆極其毒辣。齊卓人叫他氣得咬牙出血，要跟他賭一個手指頭：只要他說一句，他說的話都不是違背良心的，齊卓人願意當眾剁下左手的小拇指，掛在門框上!造反派要審查《小翠》的原稿，原稿找不到。造反派說他把原稿藏起來了，毀了。齊卓人急得要跳樓。其實原稿早就交給資料室收進藝術檔案了，可是資料員就是不說。問他為什麼不說，他說他不敢!「文化大革命」大部分「戰士」都是這樣：氣壯如牛，膽小如鼠，只求自保，不問良心。開了幾次批判會，有個「牛棚」里的「難友」是個「老運動員」，從延安時期就一直不斷挨整，至今安然無恙，給他傳授了一條經驗：自我批判，可以把自個兒臭罵一通，事實寸步不讓，不能瞎交待，那樣會造成無窮的麻煩。齊卓人心領神會。每次開批判會，都很沉痛，但都是空話，而且是車軲轆話來迴轉，把一點背景、過程重新安排組織，一二三四五是一篇，五四三二一又是一篇。而且他看透郝大鑼、范宜之都是在那裡唱《空城計》，只是窮咋唬，手裡一點真實材料沒有（也不可能有），批判會實際上是空對空。批判會開的次數多了，齊卓人已經厭煩，最後一次，他帶了兩頁橫格紙，還挾了一本《辭海》，走上被告席，說：「郝大鑼同志，范宜之同志，咱們把話挑明了，你們的意思無非是說『大尾巴貓』指的是毛主席，你們真是研究象形文字的專家。我希望你們把你們的意思都寫下來。為了省事，我給你們寫了一個初稿： 我們認為《小翠》一劇中寫的『大尾巴貓』指的是偉大領袖毛主席!如有誣告不實，願受『反坐』之責，恐後無憑，立此存照。 郝大鑼范宜之 月日 「你們知道什麼叫『反坐』嗎？請翻到《辭海》605頁： 反坐，法律用語，指按誣告別人的罪名對誣告人施行懲罰。如誣告他人殺人者，以殺人罪反坐。 「請你們在這兩頁紙上籤一個名。」 郝大鑼、范宜之面面相覷，不知道怎麼辦。 齊卓人掃視在場「革命群眾」，問：「大家還有什麼意見沒有？沒有，我建議散會。」 事情已經過了好幾年，劇團演職員有時還會聊起舊事，范宜之看到周圍的許多眼睛，訕訕地說：「……那個時候嘛!」 郝大鑼沒有當上局長，倒得了小腦萎縮，對過去的事什麼也想不起來了。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 去年屬馬 造反派到我家去抄家，名義上是幫助我「破四舊」，實際上是搜查反革命罪證。夏構丕蹬了一輛平板三輪隨隊前往。我拿鑰匙開了門，請他們隨便檢查。造反派到處亂翻，夏構丕拿了我的一個劇本仔仔細細地看。我有點緊張，怕他雞蛋裡挑骨頭，找出什麼反革命的問題。還好，他逐字逐句看過，把劇本還給了我。 第二天上班，我向牛棚里的戰友說起夏構丕檢查我的劇本時的緊張心情，幾位「難友」齊說：「嗐!你緊張什麼？他不識字!」 我漸漸了解了夏構丕的身世。他是山西人，不知道父親母親是誰，是個流浪孤兒，靠討吃為生。後來在閻錫山隊伍上當了幾天兵。新兵造花名冊，問他「姓什？」——「夏!」「叫什麼？」他說：「知不道。」——「一個人連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是狗屁!你就叫夏狗屁吧!」他叫了幾年夏狗屁。八路軍打下了太原，夏狗屁被俘虜過來，成了「解放戰士」。解放戰士照例也要登記填表，人事幹部問他叫什麼，「夏狗屁。」——「夏狗屁？」人事幹部覺得這名字實在不像話，就給他改成「夏構丕」。——「多大歲數？」——「知不道。」——「那你屬什麼？」——「去年屬馬。」人事幹部只好看看他的貌相，在「年齡」一欄里估摸著填了一個數目。 夏構丕在「三分隊」干雜活，扛衣箱，掛大幕，很賣塊兒。 一晃幾年，有一天上班他忽然異常興奮，大聲喊叫：「同志們，同志們，以後咱們吃炸油餅可以不交油票了!」（那時買油餅需交油票） 「為什麼？」 「大慶油田出油了!」 「大慶的油可不能炸油餅!」 「咋啦？」 又有一次，他又異常興奮地走進戰鬥組，大聲說：「劉少奇真壞!」 「他怎麼又真壞了？」 「他又改了名字了!」 「改成了什麼？」 「他又改名叫『劉鄧陶』啦!」 夏構丕成了紅人，各戰鬥組都想吸收他。為什麼呢？因為他去年屬馬。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七日 題記 有一個外國的心理學家說過：所謂想像，其實是記憶的複合和延伸，我同意。作家執筆為文，總要有一點生活的依據，完全向壁虛構，是很困難的。這幾篇小說是有實在的感受和材料的，但是都已經經過了「複合和延伸」，不是照搬生活。有熟知我所寫的生活的，可以指出這是誰的事，那是誰的事，但不能確指這是寫的誰，那是寫的誰。希望不要有人索隱，更不要對號入座，那樣就會引出無窮的麻煩，打不清的官司。近幾年自我對號的訴訟屢有所聞，希望法院不要再受理此類案件。否則就會使作家舉步荊棘，臨筆踟躕，最後只好什麼都不寫。你們有沒有考慮過，多管閒事，對文藝創作是不利的。 我最近寫的小說，背景都是「文化大革命」。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不讓再提了？或者，「最好」少寫或不寫？不會吧。「文化大革命」怎麼能從歷史上，從人的記憶上抹去呢？「文化大革命」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扭曲的文化心理的一次大暴露。盲從、自私、殘忍、野蠻…… 這一組小說所以以「當代野人」為標題，原因在此。 應該使我們這個民族文明起來。 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