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芒絲 · 譯本序

這篇小說的題名似乎叫《奧克塔夫》更為確切，因為小說中最重要的主人公並不是阿爾芒絲，而是奧克塔夫這個哈姆雷特式的青年人。 自從莎士比亞塑造出那位憂鬱的丹麥王子以後，憂鬱症就成了西方文學作品中不少格調不凡、聰俊靈秀的青年主人公的通病。這種患者在法國十九世紀上半期的文學中，幾乎就是成批地出現的：塞南古的奧培曼鬱鬱寡歡，完全沉浸在痛苦之中；諾迪埃的沙爾在生活中處處都擺脫不了「煩惱的心情」；夏多布里昂筆下的勒內的愁緒似乎充塞了整個宇宙，還有繆塞的沃達夫，他自稱屬於「憂鬱的母親們生下的神經質的蒼白的激動的一代兒女」，從小就染上了「精神上的病毒」。 「當時生活在這個破碎了的世界上的，就是這樣一代憂愁的青年」，他們的憂鬱症被稱為「世紀病」。 司湯達的奧克塔夫屬於他們的行列。 他年輕貌美，自不待言。在十九世紀文學，特別是浪漫主義文學或者是頗有浪漫情調的文學中，這似乎已經是作品主人公所必備的條件。為此，司湯達賦予了他「頎長的身材」，「高雅的舉止」，還有一雙「烏黑的美妙無雙的眼睛」。同樣自不待言的，是他聰明穎慧、才智高超、博覽群書、出口不凡。以其才貌而言，他比他上述的那些同胞兄弟有過之而無不及，完全屬於傳統文學中那種「風流小生」、翩翩美少年的類型，所不同的是，那些風流小生的才貌似乎生來只是為了在情場上一帆風順或無堅不克的，而奧克塔夫的才貌，在司湯達的安排下，卻註定要在他自己的憂鬱中白白地消耗掉。這是司湯達既落俗套又不落俗套的第一個所在！ 奧克塔夫的憂鬱，即使不比文學中其他那些憂鬱症患者嚴重，但也是難以緩解的，他明明是爵爺府第里的一個少爺，卻認為「我的生活步步不幸，處處辛酸」，他不是「心情一直悽苦莫名」，就是「目光流露出地獄的痛苦」，舒適的生活、家庭的寵愛、周圍人的逢迎、愛情與結婚，都沒有使他擺脫這種「精神病」。這無疑是一種奇特的病症，與飽食終日的凡夫俗子、追求享受的紈絝子弟無緣。那麼，這種憂鬱症的內情是什麼？病根何在？ 如果說，憂鬱與痛苦，是這種病的狀態，那麼，對外在的現實生活的反感與對自身存在的厭倦就是這種病的實情。當然，最初的典型病例仍然是那位丹麥王子。自從哈姆雷特對自己所處的王國發出「這是一座荒蕪不治的花園，裡面長滿了惡毒的莠草」這一指責，對自己的生命提出「活下去還是不活」的疑問以後，法國那些憂鬱症的患者也莫不對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牢騷滿腹、落落寡合、橫眉冷對、憤世嫉俗，而對自己則又厭世輕生。奧克塔夫也正是這樣。他對他的社會，厭惡地發出這樣的感慨：「人有多麼卑劣啊！」對於他自己，他這樣沉思：「為什麼不了結這一生呢？」甚至痛苦地呼喊：「天哪，怎麼不把我壓死呀！」 儘管莎士比亞從十八世紀開始就對法國作家有了影響，而其影響到十九世紀前三十年又更為明顯，但我們很難說，法國文學中的這些憂鬱症的患者，就一定是對哈姆雷特的模仿。問題在於，哈姆雷特體現了這樣一個矛盾，即優秀個性與卑污社會環境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在階級社會裡，又恰巧是帶有普遍性或永恆性的，並且，因個性愈是出類拔萃、社會環境愈是惡劣而愈有感人的悲劇意味，於是，這樣一個矛盾、這樣一種格局在以後的文學中就有可能重現。 如果考慮到法國十九世紀初正經歷著封建關係被徹底摧毀、資本主義秩序正在建立與鞏固的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里，既有與舊時代、舊階級血肉相連因而在新時期喪失了一切，因而痛苦莫名、鬱鬱寡歡者，也有本來對新時期、新秩序充滿了幻想，但在並不美好的資本主義秩序面前感到失望與幻滅，因而陷於不可排遣的煩惱者，那麼，就不難理解，在法國十九世紀初期的文學中何以成批地產生了一批哈姆雷特式的憂鬱症患者。而且，作家們也基本上分為這兩種人，他們站在各自的立場上，把自己痛苦的感受加以詩化，賦予正義的或可同情的性質，注入形象之中，染上悲劇的色彩，前一種情況如夏多布里昂和他的人物勒內，後一種情況則有塞南古和他的奧培曼、諾迪埃和他的沙爾，這就好像歌詞與曲調，雖然歌詞各有不同，但「痛苦」與「憂鬱」是它們共同的曲調，而其共同的深刻的病根，則又都是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 顯然，這裡有一個文學形象的類型的問題。在世界文學的人物畫廊中，總可以找到一些類型或一些系列，作家所描繪出來的人物，往往不可避免地屬於某一種類型或某一種系列，這是因為不同時代、不同國度的作家往往面臨相同的矛盾、相同的格局，而他們所描寫的人性又往往有著共同的或相似的表現形式。不過，傑出的作家之所以傑出，就在於他的人物儘管屬於某種類型，然而並不公式化、程式化，而總有內在的充實的時代社會內容。奧克塔夫當然也帶有類型性、系列性，而他的憂鬱與痛苦也同樣來自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問題在於，他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究竟有什麼具體的社會時代內容以及表現得是否深刻？ 司湯達把奧克塔夫的故事安排在復辟王朝時代，這正是法國十九世紀歷史發展中的一個曲折與倒退的時期。被一七八九年資產階級大革命推翻了的波旁王朝，又在哥薩克的刺刀保護下回到了巴黎，並進而企圖恢復革命前的封建貴族土地所有制與封建君主專制的政治統治，在封建勢力這種倒行逆施的過程中，一八二五年波旁王朝的御用工具「無雙議會」通過向革命時期流亡國外的貴族賠償十億法郎的法案，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事件。司湯達在一八二七年把這個事件當作他小說故事的歷史背景，本身就具有尖銳的社會政治意義。而且，他又在這個背景上，展現出「一八二七年巴黎沙龍的幾個場面」，實際上就是製作出復辟時期貴族社會的縮影。他通過粗略但清晰的線條，勾畫了一些貴族社會的人物，表現出他們那種陳腐的精神狀態和逆潮流而動的意志願望。他們在一個已經揚棄了他們的世紀裡迴光返照、苟延殘喘，然而卻自以為是在迎著舊朝代復興的偉大的曙光；他們在法國這片土地上已經失去了他們的根基、他們的財富與力量，但他們仍生活在自我陶醉之中，以祖先、血統、門第這些早已沒有實用價值的東西而自傲，以裝腔作勢來掩蓋他們的虛弱與貧乏，用虛榮的、硬撐門面的辦法來掩蓋他們的寒酸與破落；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早已經是一個「最缺乏生命的階級」，然而他們卻頑固地夢想恢復早已被大革命徹底清掃了的舊秩序，自不量力地要扭轉時代歷史的車輪；而從他們的人品與私德來說，他們絕不是一批為垂暮的盛世殉道的悲壯激昂的人物，而是一群沒有見識、沒有崇高的感情、沒有純正的趣味、空虛無聊的小人，在他們之中，卑劣的感情、「壞心眼」、邪惡與陰險、自私自利等則到處可見。這就是奧克塔夫所處的，也是他與之對立的社會環境。 而奧克塔夫的個性呢？是什麼樣的個性？這一個性的全部內容幾乎都與他的社會環境針鋒相對。他從不掩飾自己對這樣一個社會環境的反感，在他看來，這個上流社會裡的人無一不是卑鄙的，在這個社會裡，他不是傲氣十足，就是不屑於理睬；與此同時，他對自己是這個社會裡的一員、與這些人同類而感到痛苦，因而，離群索居竟是他最大的樂趣，即使對自己所享受的物質條件，那座舒適的府第，他也很是厭惡，寧可回到學校里那簡樸的寢室里去；他是陳腐的貴族的血統門第觀念、特權觀念的對立面，竟然那麼厭棄直接關係到自己切身利益的賠償法案；他與復辟時期貴族社會裡那種力圖恢復封建專制舊秩序的反動願望與反動意志相反，與他們作為垂死的階級而有的全部卑劣的計較相反，具有「正直而堅強的心靈」、「高尚的品格」和「榮譽感」，並且還根據他的良知擬訂過各種各樣的行動計劃，而最後，他也的確採取了拜倫式的出走行動，當即將抵達為爭取民族獨立而戰的希臘時，他在一種對「英雄的國家」的敬意中離開了這個世界。 奧克塔夫的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是整個小說的基礎，而奧克塔夫與阿爾芒絲的愛情故事與感情糾葛，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這一基本矛盾的一種外延。這不僅因為奧克塔夫與阿爾芒絲的結合、他個人生活的幸福，並沒有使他擺脫由於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而產生的憂鬱，他的命運並沒有因愛情而有所改變，倒仍然是按這一基本矛盾所決定的必然方向走向結局，還因為他與阿爾芒絲之間存在著隔閡與誤會，而這種隔閡與誤會正是由於奧克塔夫與社會環境對立而產生的，是他在自己所厭棄的社會中有了一種過分的敏感而造成的。在這裡，司湯達首先顯示了一種對社會歷史的興趣，他首先想要表現的是社會歷史的內容，而不是兩性關係的內容，如果要把《阿爾芒絲》看作一部愛情小說的話，那麼就應該說，司湯達多麼善於在愛情故事裡、在微妙的愛情心理的描寫中，灌注充實的社會歷史內容！ 當然，奧克塔夫作為貴族社會的一個成員，何以與自己的社會如此格格不入、如此對立？這是一個問題，對此，司湯達做了可信的交代：他是一個受十八世紀資產階級啟蒙哲學家影響的貴族青年，而十八世紀啟蒙哲學所提供的理性王國的理想與十九世紀並不理想的社會現實的對照，形成了十九世紀青年人不滿現實的「世紀病」的根子，這在司湯達的時代本來就是屢見不鮮的社會現象，至於在奧克塔夫身上，則是這樣一個矛盾：精神上受了獅子的哺育，偏偏卻身落在狼窩裡。這樣一個矛盾在復辟時期是無法解決的，因而，奧克塔夫的痛苦也就不可能得到緩解。對於司湯達來說，這既是他所要描寫的一種社會現實，也是他要進行社會批判的一種手段，他正是要通過奧克塔夫身上的矛盾來對復辟時期的貴族階級進行批判，他想說明，貴族階級衰朽沒落、陳腐頑固、倒行逆施，即使是在貴族社會內部，也已經引起了有識之士的強烈厭棄。 在法國十九世紀文學中，司湯達與巴爾扎克可以說同為把復辟時期的社會矛盾揭示得最為深刻、最為出色的兩位大師。如果說，巴爾扎克由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因經濟問題備嘗種種辛酸，而特別善於從金錢關係去觀察、發掘與表現復辟時期的社會階級矛盾的話，那麼，司湯達則因為他在當代政治階級鬥爭中經歷過坎坷道路，因而特別善於揭示與描寫那個時代里由人與人之間的政治關係所決定的社會心理。司湯達本人也屬於受十八世紀啟蒙思想哺育並直接在資產階級大革命的風暴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他還長期是把資本主義關係帶到歐洲各國的拿破崙大軍中的一員。他的榮辱與命運是和拿破崙這個資產階級皇帝緊密聯繫在一起的，拿破崙的失敗，也就意味著他個人的困頓與逆境，復辟時期伊始，他就成為一個「丟了飯碗」「被掃地出門」的人，他不得不旅居義大利達七年之久，一八二一年回到巴黎後，當然仍舊是清貧的生活。他的困境無疑使他對復辟時代的個人命運問題有深切的感受，因而，他成了復辟時代里個性與社會環境的矛盾這一主題最深刻的表現者。他幾乎把這個時期的這個主題的各個方面都寫全了，一八二七年的《阿爾芒絲》是開始，繼而有一八三〇年的《紅與黑》，後來還有一八三九年的《帕爾馬修道院》，只不過，《紅與黑》所表現的是一個有才能的小資產階級青年的個性與阻礙他、扼殺他的社會環境的矛盾，《帕爾馬修道院》所表現的是一個崇拜拿破崙的貴族青年的個性與浪費他、銷蝕他的社會環境的矛盾。 三部作品，情勢不同，主題與格局卻基本一致。就其深刻與成熟的程度而言，《阿爾芒絲》與後兩部傑作是不能相比的，但從作品的產生與作品的主題思想來說，它既是後兩部傑作的先導，也是後兩部傑作的補充。 柳鳴九一九八五年元月 ◎塞南古（1770—1846）：法國作家，奧培曼是他同名書信體小說中的主人公。 ◎諾迪埃（1780—1844）：法國作家，沙爾是他的小說《薩爾茨堡的畫家》中的主人公。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國作家，勒內是他同名小說中的主人公。 ◎繆塞（1810—1857）：法國作家，沃達夫是他著名小說《世紀兒的懺悔》中的主人公。 ◎繆塞《世紀兒的懺悔》第一部第一章。 ◎繆塞《世紀兒的懺悔》第一部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