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的夏日 · 第九章 王道台[1]的招待會，廣東總督[2]的秘書

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廣東 廣東總督本人是一位老先生（老先生現在已經過世了，而他的繼任者是李鴻章）。他是一位非常虛弱、腦袋也不再靈光的先生，當他去沙面歐洲租界進行公務訪問時（由一百五十個護衛陪伴，裝備著木製的戰戟，他們的到來使沙面充滿了可怕的噪音），有時候會為突然忘記什麼而驚訝，他會突然停止談話並問：「我到底在哪裡啊？」…… 這對於德國領事柯納粕博士來說可是非同小可，要跟這位白髮蒼蒼的虛弱老者，協調海因里希親王的外交訪問，難度可想而知。所有的事情都因為雙方的意願錯位和費用問題而陷入迷茫。之前早已在談判時談妥的細節，總督大人在拜訪的當天，突然派信使給德國領事送信，說他不想在接見海因里希親王的招待會上穿他的官服刺繡袍子。領事不接受這樣的要求，按常理來說，德國皇帝的兄弟不應當被中國當局以隨便的形式招待，總督老先生應該穿他的官服刺繡袍子。 這次拜訪最後以相當完美的方式進行，海因里希親王進入了黃色的轎子，這是只有皇帝和皇子才有的資格（道台級以上的公務員轎子是藍色的，之後官階的則是綠色）。從分隔廣州及沙面的大橋開始，一直到總督官邸都有士兵駐守。在士兵背後，在如此狹窄的街道上，有數以千計的鄉民，他們對黃色轎子如此敬畏，鴉雀無聲地肅立兩旁，一直到總督衙門，人龍都是一片死寂無聲。 全世界都知道，總督在廣東其實是有名無權的，他不引導政府具體施政，事實上的行政首長和真正的領導者是王道台。王道台這個層級大約相當於我們的秘書長，他是廣東總督的秘書以厘金[3]局長之名管理稅收的官員。以《天津條約》為基礎的海關，被羅伯特·赫爾特（Robert Hart）[4]先生和他的歐洲官員所擁護，但是，由於北京中央政府的否認，事實上已經逐漸背離了條約，產生了中國第二個海關——厘金局：由地方機關收取厘金。厘金局只針對海關通過的進口貨物，當貨物從港口再次運往內陸時才收取。廣東的厘金局就設在海關局旁邊，當貨物抵達港口通過海關時，厘金局就會出現，並以地方政府之名要求納稅。厘金是歐洲強權與中國政府之間產生無止盡衝突的原因，就在今天，中德之間再次為厘金問題發生了爭端。 王道台同時也掌管著廣東這個重要的厘金局，此外，他作為總督的秘書，也負責本省的外交事務。他被認為是一個有影響力的、最聰明的中國官員，在他八年多的公職生涯中，他成為當地相當富有的人。他非常憎恨外國人，因此，外國商人很難跟他打交道，他給法國的南中國擴張政策造成了很大的麻煩。德國領事柯納粕博士以其獨特的方式對待地方當局，與王道台以最好的步調並肩而行。正如我之前所說，我們廣東的德國領事是德國外交部門在東亞最優秀的官員，他對於中國的事務了如指掌，在南中國的德語圈中，大家都認為他是膠澳總督的不二人選（此時柯納粕博士已經升任上海的總領事）。另一個出色的中國通則是德國領事的個人翻譯郎（Herr Lange）先生，他曾經是一個軍官，因為膝蓋受傷必須退伍，而後他在中國的炮兵學校服務。他在廣東住過許多年，他不住在歐洲人的居住地，而是住在廣州本地人的居住區。他生活在中國人之間，可以說流利的中文，你會訝異於他用最不可思議的語言來進行如此輕鬆的寫意化表達。許多住在這裡多年的歐洲商人，早就放棄了中文學習。 昨天上午領事拜訪了王道台，郎先生順便談到有個學富五車的德國人，為中國寫了洋洋幾大冊的書籍，希望能夠跟中國高級官員聊聊。王道台則問道：「他是否需要招待？」很快傳來的答覆是：王道台明天十一點半會在厘金局等待這個外國人。 在十一點半之前，我們就早早做好了準備。迎接我們的場面真是令人印象深刻：前面走的是領事館的中國職員，穿著白色的公服，戴著帽子，帽子像是個上翹的漏斗，上面垂著一束紅色細簇頭；後面是郎先生，他作為領事的翻譯坐在藍色的轎子裡，由四位穿著白色袍子的苦力抬著，袍子後面有金色的中國字「德意志帝國領事館」，頭上也戴著漏斗帽子以及紅色細簇頭，與中國公務員一樣相當不自然；之後，則是我坐著的由三位苦力抬著的綠色轎子。乘坐綠色轎子是領事的中國秘書決定的。幾台轎子穿越了連接沙面與廣東的橋樑，有十個中國士兵以可怕的噪音以及號角守夜，為了要關上大門以整齊的步伐行進，守夜的指揮官以他的光頭對藍色轎子敬禮，在打開門後看了一眼隊伍，看門人立刻放我們進去。 厘金衙門離沙面連結廣東的橋不遠，衙門內外都和其他官署一樣，從街道上看去有兩個很大的木柵門，上面漆著比真人還要大的英雄人物[5]。木門是開放的，門內有兩個不怎麼幹淨的庭院，形形色色的人在裡面四處張望，他們沒有打算要跟官員與公署打交道。你可以在這裡找到手工匠，他們就在此執業。有個理髮師的店面就在衙門口，看來他不會為沒有客人發愁。穿過院子，參觀過其中所有的建築物後，你會來到官員真正的辦公室：一個大廳或者說是一個開放的大房間，通往最後的一個庭院完全開放，沒有任何門，因此，辦公室是完全無法關閉的。街上的人只要有興趣的話誰都可以踏入衙門來，所以，有大量好奇的路人聽眾聚集在最後的庭院，看著官員們在辦公室里的一舉一動——最重要的事情都以這樣的方式，被帶進帶出敞開的大門。結果是，中國政府隱藏的計劃，會在簽署三十分鐘後全部曝光！每個人都可以不用支付這個或那個衙門口的竊聽費用，就能夠知道許多國家機密。只有在北京的政府機關，才會設置層層的厚牆避免被竊聽，這樣的做法只是讓刺探北京的國家機密，要比刺探其他地方的機密多花一點錢罷了。基於好奇心跑進衙門的鄉民，不可避免地會在政府辦公時形成一條人形長廊，這些鄉民被歐洲人稱之為「衙役」（Yamen-Läufer）。在我們與道台談話之時，這樣的衙門跑者、官員、簿記員以及苦力，來了非常多。他們站滿了整個庭院，站在所有的門口前，望著窗外沉默而認真地聽著，我們的談話內容一個字也沒有錯過。 厘金局的辦公室位於最後一個庭院最裡面的一個大廳，這裡面簡單且不髒亂。中間有個棕色拋光的木桌，桌子旁有許多椅子。後牆上有個祖先的牌位，這是在中國的住所、商店和辦公處都不可或缺的。紅色的背景下刻著金色的神聖文字，在牌位前有四個不可或缺的錫罐（非常高的官方用的罐子，因為道台是個大官），中間的兩個用於插香，旁邊的兩個則用於插花。房間裡也沒有什麼家具，側邊牆壁有一個很大的圓形掛鍾，有懸掛在天花板上的煤氣燈。除此之外，你也不會訝異於這裡也有歐洲文化的元素。不過，當你發現在燈台之下固定著一個小燈泡，還有連到白熾燈的電線，就真的會覺得難以相信：在廣東厘金官員的衙門中竟然還會有電力。事實上，廣東的確有個電力照明的中國公司，白熾燈與電線在本城的許多商店和工廠已經使用，不過白天道台的辦公室是半暗的，因為這裡沒有窗戶，只有走廊，通往狹窄、陰暗的庭院。 我們到達衙門的大門，隨著眾人一起進入，名片發送給衙役後（有人幫我為這次中國之旅製作了名片），我們就在牌樓下坐在苦力抬著的轎子上，等待是否願意被拜訪的答覆。過了沒多久，衙門的官員出來答覆：「進來吧，道台不在這裡。不過隨時都有可能回來。」翻譯的藍色轎子被帶入到第二個庭院，綠色的轎子則留在第一個庭院。我們剛一下轎子，就看到道台的藍色轎子抵達了。經過自我介紹以及問好後，道台以中國人的方式向我們問好。他彎腰兩個手掌合在一起，然後，兩隻手快速地上下移動，透過很大的手臂行禮動作，道台邀請我們來到他的辦公室。我們請他走在前面，他無論如何都不要。到辦公室後又再一次地問好，接著我們就坐在圓桌旁。道台的背靠著入口，右邊是我，左邊是德國領事館的中國秘書，對面則是領事館的翻譯郎先生。 我們才剛剛坐定，就有茶杯端了上來。由於這些上來的茶，我們又再一次在椅子上互相請安問好。然後，我們沉默地坐著，道台從抽屜里拿出了一個很大的眼鏡，放在鼻樑上，很明顯是為了要在談話時便於觀看。於是，談話就開始了。 王道台是一位非常高大的男子，相當挺拔並且手勢優雅，他這種氣度在中國人之間很少見到。他五官相當明顯，有個突出的鼻子，中國人之間也是很少見到——通常中國人的鼻子都是又軟又扁的。他有張削瘦的臉，有著寬大的嘴唇（缺了一個牙齒，牙齒不大好）和銳利的眼神，這一切都證明他有著充沛的精力。他說話聲音洪亮，甚至還有點太大聲——男人低沉的嗓音容易讓人產生信賴。一開始談話時我們相敬如賓，但是，慢慢地，他展現出了南方人的熱情，伴隨著手勢，他迅速地表達豐富的內容。王道台手上有個圓圓的稻草盒，上面有個小小的刺繡，在整個談話的過程中，盒子在他手上一直不停地轉來轉去。他左手大拇指上戴著一個巨大的、漂亮的、精細的翡翠扳指。他穿著淡藍色的錦緞長袍馬褂，其中交織著淡藍色的小花朵圖案線條。他充滿善意微笑著鞠躬。當你對他說幾句奉承話的時候，他如果不了解你的意思，會再次禮貌地跟你確認，接著他會對這個由翻譯所轉達的讚美哈哈大笑（這看起來像是中國式的幽默）。這裡面也用到一些機智妙語，他聽到時當然也會哈哈大笑。王道台顯得相當自信。 首先，我當然是感謝捧場的聽眾，並對道台讓我拜訪成行表達感激。他鞠躬並且微笑說：「樂意之至。」接著我說我想要知道到底歐洲列強與中國政府的關係是什麼樣的？道台不想馬上表達以免犯錯，他小心翼翼地回應道：「你在歐洲，應該比我更了解！」我仍然堅持我的提問。我說：「我們在歐洲的觀點是我們歐洲人的觀點，但是，我很想知道中國人自己的觀點，我們歐洲人迫切地想知道。您是一位如此深富學養的中國人，像道台您這樣有修養的中國人（他揮了揮手，鞠躬，微笑），對於目前發生在自己國家的事情，有什麼樣的看法呢？」 對於我眼中這個代表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看起來道台是相當滿意。接著他說道：「所有現在發生的事情，其實在歐洲都被誇大了許多。你們覺得歐洲取得了割讓的土地，這是中國的一個失敗，不過這樣的失敗其實並不正確，中國人並沒有割讓土地，我們只是把土地出租給你們。現在，歐洲主權所涉及的土地還都依然屬於我們中國。歐洲列強對於中國來說只是一個過客，事實上，就如同廣州的沙面一樣，新的國外屬地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中國實在太大了，如此廣大的領土，割幾塊給你們歐洲人，根本就是無關痛癢的。」 我繼續問道：「但是，如果歐洲人想持續擴張，慢慢取得更多的中國領土呢？」道台做出個頑皮的笑臉：「我們會對所有歐洲列強的要求都同意！」他回答道，「而且坦率地說，每個歐洲列強都會對我們有不同的要求，這對於我們來說那是再好不過的了。如果這樣的話你們每個列強都會彼此相鄰，擴大的時候你們就不可能不相互碰到一起。中國對抗你們歐洲人擴張的最好方式，就是讓列強之間互相嫉妒，並且讓你們相互監視彼此，以防止對方繼續擴張過大。」 王道台接著開始用茶杯跟我們做生動的展示：「這第一個杯是俄國，第二個杯是英國，第三個杯是德國，第四個杯是法國。」他形象地說著，「列強們就這樣環繞在中國四周，就像是茶杯環繞著桌子一樣，對桌子來說杯子實在相當小。但是，如果茶杯會擴大的話，它們就無可避免地會撞在一起。」接著道台把代表英國的茶杯推到代表俄國茶杯的面前，他因為噹噹作響的碰撞笑著，並且，透過眼鏡片強力地看著我們。他似乎在一個個讀著我們每一個人臉上的表情，他要看看我們是什麼反應。 我接著進一步詢問：道台對法國的看法如何？因為我聽說法國與廣東政府間有一些摩擦。看來這是王道台最愛的話題，他非常希望吐露他的心聲。他說道：「法國野心勃勃地想要在南中國不斷地擴張，事實上，他們這樣做最後會讓英國忌妒。最近，有個法國的索賠成立了，這應該是真的，因為，北京總理衙門那兒的消息已經下來了，如果這跟廣東政府有關，那麼法國拿到的不會是最少的。我們在不久的未來，也不指望中央政府會加以保護。廣東地方政府不想為法國在其勢力範圍獲取新的土地或租界做出貢獻。」 道台接著開始抱怨法國傳教士的行為非常奇怪，雖然，道台沒有直接說出傳教士行動的背後是否有法國政府，但中國人民對於法國傳教士的出現非常惱怒，最強而有力的證據是，有個法國傳教士在十四天前遇害。顯然，王道台此時沒有說出他的全部心聲，事實上，如同我從其他地方聽到的，廣東政府與法國之間有著持續不斷的衝突，中國地方當局在這樣的爭端中以相當強硬的方式響應法國代表的投訴。最近有幾個總督簽名，並且由王道台親自起草的書信如此寫著：「若您的主教不冷靜下來，我們會很擔心他是想要回巴黎去了。」 德國柏林來的新教傳教士，與法國天主教相比要低調很多，不過，大致來說，廣東的歐洲人對於宣教成果並不感到振奮。如果有個中國人信奉基督教，往往不是出於宗教上的動機，而是想要獲得物質上的利益，這就使得雙方一開始相互之間就不信任。中國人改信的理由通常是：由於中國法律的不健全，許多大型企業的中國商人都想要爭取與歐洲人聯盟，或是乾脆做其代理人。因為，這對他們來說可以受到歐洲外交條約的保護。如果沒有別的方法獲得這些保護，那麼他們就會改信基督教。這樣傳教士就會要求領事館保護他們的教友，歐洲領事館必須為傳教士剛拉來的弟兄提供一切協助，並且善意地相信這是保護新皈依的基督徒。想要得到歐洲人的保護，這種商業上的投機之舉，事實上只是中國人的精明之處。 （作者再版發行時補註：你可以參考1900年7月，義和團在列強軍隊攻占天津後發出的布告：現在國家有更大的災害降臨，洋鬼子通過傳教士把許多中國人轉換成基督教與天主教徒。這些教會毫無原則、詭計多端，這些二毛子專行壓迫與腐敗，甘願為得到洋人的好處當代理人，甚至成為他們的奴隸。 1900年8月6日，柏林《新聞匯報》（Berliner Generalanzeiger）提到：李鴻章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在1900年7月被一個廣東的德國記者問到義和團時，說：首先，對抗的是改信基督教的中國人。這些皈依者通過皈依拿到許多好處：他們被傳教士保護，並且通過其中也被外國列強保護。他們利用這個優勢對其他人肆無忌憚。這些針對皈依者的怨氣越來越多，現在，這個仇恨爆發出來了。義和團始終就是針對中國的基督徒，而且自然而然地針對保護他們的傳教士，因為，到最後，傳教士自己也是被各國政府所保護。這些外國代表發現，最後，義和團針對所有洋人。李鴻章強調：我確信，宣教對於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始終是個危險，也幾乎是所有騷亂的源頭。 中國村莊的私人衝突已經爆發過好幾次了。一方是天主教徒〔主要是法國人〕，通過傳教士及其背後的領事館要求維護自身利益；另一方則是新教徒〔主要是德國人〕，他們一直硬碰硬。現在，天主教傳教士去法國領事館告狀，抱怨受到基督徒的迫害；而新教傳教士則去德國領事館告狀，結果村莊中兩派傳教士的不和，就變成了德國與法國領事館之間的外交事件。雙方官員在事情發生後，因為不了解情況拒絕解釋，這就使得這些法國傳教士對國家報告說：法國領事館不打算維護法國利益，德國領事館卻是熱衷於保護自身的權益。德國傳教士卻對德國領事館不能保護他們心生抱怨，他們把法國人的方式當成自己的榜樣。 關於傳教士的事情可謂罄竹難書，你看不出來用武力把一群已經浸淫在儒釋道中的人改信基督教的必要性何在？有個在廣東的人跟我說，他聽到一次傳教士與中國知識分子的對話。中國人對傳教士說：「你們到底在這裡要什麼？我熟讀你們的《聖經》，它包含了所有孔夫子教導過我們的觀點。你們的宗教就像我們的一樣，都是勸人為善；不過，我們孔夫子比你們基督教主還早了五百年……」台奧多爾·馮塔納[6]也說過不中聽的話：當我讀到有傳教士又被殺害時，我會為這幫傢伙感到可憐；但是，原則上我並不同情他們。我覺得一個鞋匠的兒子，想要讓四萬萬中國人改信基督教，這是相當的自以為是……） 讓我們把話題拉回到王道台吧。當我讓他把對法國的看法傾訴完後，我問他：「那德國的狀況又是如何呢？」他回答得很簡潔：「中德關係相當友好，德國在中國有自己的利益，而且，不是像其他的列強一樣，你們是以友好的方式考慮自己的要求。」「那日本呢？」我問，「中國會忍辱負重默不作聲嗎？有沒有可能會有報復？」這時，道台顯得有點尷尬。他沉思了一下，接著公開地說：「現在中國的軍事力量是嚴重落後，我們還無法對日本展開報復之戰。不過等二十年或三十年後，我們再來看看吧！」 「我現在知道，中國的高官對於中國與歐洲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想了，我很高興聽到許多您的原創見解，以及你們的智慧！（王道台微笑，點頭）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知道中國普通大眾是如何看待中國與歐洲關係的？」 王道台看起來相當吃驚，甚至，他沒有理解我的意思，又讓翻譯重新說了一遍。然後他思考良久，最後回答道：「中國大眾對於最近的事件所知甚少，並且沒有很多機會對公共生活的議題形成意見。不過，大眾有什麼想法也是多餘的，官員們有意見就夠了。官員做事，人民聽從！」 當我最後聽到如此饒富意義的治理國家的理術後，我的最後一個問題似乎已經有了答案。我想要從座位上起身，這似乎是拜訪結束的徵兆。只是我們拜訪開始時的茶杯還動也不動地放著，茶被裝在瓷杯里，杯子在金屬碟子上，每個杯子都有一個倒置的陶瓷碟子蓋著，這樣茶一直到訪問結束都是溫的。當然，這裡面沒有加糖或是牛奶，位於茶杯底的茶葉是淺綠色的，清新芬芳，雖然有一點兒苦味。把蓋著茶葉的杯蓋稍微打開，我一點一點啜飲著，這樣就不會讓茶葉跑到嘴巴里去了。 我們同一時間喝茶，也在同一時間喝完；我們同時從座位上起身，接著就是鞠躬，微笑，中國式的握手。王道台陪我們來到大門口，我們陸續都上了各自的轎子。道台來到每個轎子前面，對著我們一一揮手；接著他和所有人一起站在庭院中，跟著我們的轎子一直到把我們送出大門口。 我們沒有回頭。想必他還在那裡，一直對著我們揮手。 * * * [1] 王存善（1849—1916），字子展，浙江杭州人，清末政府官員、藏書家。光緒十五年（1889），擔任清朝廣州府南海縣知縣，王存善是著名的貪官。他善於理財，擔任海口厘金局總辦期間，利用職務之便獲得數百萬資產，大量購買房產，被稱為「王半城」。1899年3月，廣東補用道王存善被兩廣總督譚鍾麟委派到香港勘探新界。1899年3月19日，王存善與駱克簽訂《香港英新租界合同》。1900年移居上海，獲盛宣懷賞識，加入招商局。1907年至1908年任招商局總理，以後歷任郵傳部會辦、總稽核，招商局董事等職，清朝滅亡後王存善仍然拒絕剪辮，其子王克敏專長財務，1945年因漢奸罪被捕死於獄中。 [2] 此處應為兩廣總督，應是作者不了解情況所致。指譚鍾麟（1822—1905），字文卿，原名譚二監，中國湖南茶陵人，清朝末年政治人物，中華民國政治家譚延闓之父。曾任兩廣總督，任內鎮壓了楊衢雲、孫中山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下令當時的南海縣知縣審理陸皓東等革命黨人的革命事實。 [3] 厘金，從清朝太平天國之亂開始至1931年廢止的一種商業稅，因初定稅率為一厘，「百分之一」為一厘，故名厘金。又稱厘捐、厘金稅。 [4] 此為德語音譯，英語譯為羅伯特·赫爾特。 [5] 指門神。 [6] 台奧多爾·馮塔納（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國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詩人。他1819年出生於胡格諾教徒家庭，6歲成為藥店學徒，20歲寫出處女作，在萊比錫進修。他參加了1848年的革命事件，1849年從藥店辭職成為全職作家。代表作有《沙赫·封·烏特諾夫》（1883）、《艾菲·布里斯特》（1895）和《燕妮·特賴貝爾夫人》（1892）等。他被認為是19世紀最重要的德語作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