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七月,炙热的阳光愈演愈烈,“硝烟弥漫”的高考才过去月余,接踵而至的是学子们的升学季。在这炎热的夏季,考生和家长为了升学紧张而忙碌:选专业、填志愿,恨不能“十八般武艺”齐齐上阵,只为争一个理想的未来;他们心怀期待,充满喜悦,当然亦有可能满腹失望。

为了升学绞尽脑汁,却也不是现代人的“专利”。升学一词由来已久,《礼记·王制》中就有:“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 的记载。我国的科举,就是古代升学的重要制度之一,它从隋朝(一说是唐朝)延续至清朝光绪年间,前后逾一千三百年。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的出现打破了前朝世家大族垄断官场的局面,让许多寒门学子得以打破阶级的桎梏,走上“人生巅峰”。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催生着古人们对科举的狂热,为了考取功名,除了寒窗苦读以外,人们也少不得做一些别的“功课”,比如“走后门”;这听起来似乎有些让人不齿,却有一位唐朝的大诗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成为了状元郎。

这位“走后门”的大诗人,就是被唐代宗誉之为“天下文宗”的盛唐著名诗人——王维。

​王维,字摩诘,出身士族大家,少时聪慧敏学,精通诗、书、画、音乐……可谓是十项全能的大才子,以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他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写下了“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这样脍炙人口的诗句,连苏轼都对他的诗作赞赏有加,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

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一位世家子弟,也用得着挤科举“独木桥”吗?

事实上,若非父亲在他年幼时亡故,王维完全有潜力成为盛唐炙手可热的“高富帅”、“富二代”。九岁时,王维的父亲病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王维走上了科举求仕的道路。

那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少年郎,又为什么需要“走后门”呢?

据说,那时的王维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他曾夸下海口:若参加科举考试,必得第一,否则决不参加。这位少年才子理应有夺取第一的实力,但在当时,状元几乎都被有关系的人内定了。​

那年的状元,据说已经定下的是张九皋,王维自然不服。王维写得一手好诗,工于书画,而且还有音乐天赋,十五岁进京赶考的时候曾结识了不少京城王公贵族。于是,在关键时刻,他想起了自己的一位文学友人——岐王。

歧王爱才,当即把王维引见给了皇帝的亲妹妹,玉真公主。而这个“走后门”的过程岐王也很是花了一番心思:他把王维化妆成一个伶人,在公主的宴会上弹奏乐曲。

通晓音律的王维很容易就以一支自己创作的琵琶曲《郁轮袍》,赢得了满堂喝彩。而这个风姿绰约的大好青年,自然引起了公主的注意。岐王见势便向公主大力推荐,说:“此生非只通音律,至于问学,无出左右。”于是玉真公主现场听了王维的几首诗,而后不禁惊呼,原来平素她喜爱的那些诗,就是出自眼前的翩翩少年郎。此时,岐王又慢慢道出,王维科举无人举荐一事。玉真公主听罢,当下便对王维说:“你要取头名的话,我当全力荐你。”

后面的故事,史书便都有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身骑白马、插花游街、赶赴琼林宴会的王维,成为了长安城里最炙手可热的状元郎。​

看到这儿,也许你正要指责王维破坏了竞争的公平,别急,这事儿还得从唐朝科举制度中“行卷”这个特别的风气说起。

唐朝科举考试时不采用“糊名制”,考卷并不是我们常说的“密封卷”,所以非常方便考生“走后门”。举子们为了增加及第的可能和争取名次,往往在考试前一年的秋天,就来到京师,将自己的得意诗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送呈有地位者,以求推荐,这便是唐朝非常盛行的“行卷”之风,这后来甚至成为了一种制度。不要说那些不学无术的人对此跃跃欲试,这是个连天才也都颇爱走的“后门”。

除了王维,白居易也是“行卷”之风的受益者。唐代王谠《唐语林》中记载,白居易就以行卷之中“咸阳(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诗句,而“声名遂振”。

话说回来,“行卷”制度,或多或少影响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这也是不少后人对王维有所诟病的原因。

有人说,“行卷”打破了“一考定终身”的弊病,也为唐诗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样的制度,唐朝诗歌迎来了空前的繁荣。也有人说,这样的制度存在着不少弊端,由于行卷的优劣,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命运,于是偷窃抄袭,捉刀代笔等舞弊行为源源不绝。到宋朝的时候,“行卷”之风就因为科举糊名制而戛然而止了。

而不论王维是否因为“走后门”成为了状元郎,人们争论不休的同时却终究因为他的四百多首传世佳作,把他奉为盛唐最杰出的诗人之一,将他与孟浩然合称为“王孟”,将他与李白、杜甫比肩,平分诗文天下。

诚然,真正有才华的人,终究不会被平凡湮灭,一次考试算得了什么?